一、贵州士绅阶层形成的地域空间

民国《贵州通志》称：“黔于古为鬼方，以其椎髻侏偶，不通语言，人也而鬼矣。”宦黔的文人往往也因此给贵州贴上强悍、野蛮的标签。从东汉开始，中央王朝对于贵州境内的各族群便采取羁縻政策。至元代，治黔政策发展成土司制度，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开始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

贵州都指挥司为省级军事建制机构，它的建立表明贵州开始迈上建省的步伐。此后明朝开始在贵州设卫所，实行军屯，移民实边，逐渐改变贵州落后的社会面貌，为贵州建省创造了条件。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在平定思州、思南土司内争的基础上，分其地为八府四州，加之先前设立的18卫所，在此基础上设置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由此三司齐备，贵州正式建省。

明初贵州建省对地方开发具有重大意义，贵州建省后形成较为稳定的省级政区，此后外来移民涌入，社会经济得到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逐渐产生了作为“贵州人”的身份认同，为贵州士绅群体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二、明代贵州移民与地方文教发展

在贵州历史上，外来移民对贵州开发具有重要影响。明以前，贵州外来移民数量小，影响也不大，“所迁入的有限汉族移民往往被当地的土著民族所同化，或者逃归中原”。明初贵州建省以后，外来移民显著增加。明代贵州移民主要以军事移民为主，数量较大。据古永继估算，明代贵州各卫所移民约六七十万人。在族群成分上，明代贵州卫所移民多为汉族移民，汉族移民成规模的迁入改变了明以前移民被贵州少数族群同化的趋势，汉文化对贵州社会的影响显著增强。

而且，外来移民多从经济较为发达的汉族地区迁来，带来了当地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改变了土著族群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模式，促进了迁入地手工业、商品贸易和地域文化的发展，显著推动了贵州社会的开发。明初贵州移民主要为卫所的汉族屯民，与土著相比，移民文化水平较高，重视科举考试，因而明代贵州卫籍士子在科举竞争力上拥有压倒性优势。卫所官兵及其后裔形成了贵州初代士绅的雏形，汉族移民普遍重视文教和科举考试，这有助于改善贵州的人文面貌。如明代的平越府，“平越自辟蛮荒后，卫所士绅多秉自中州，崇文尚礼”。

思南府改土归流后土著消亡殆尽，陕西、江西等地移民涌入，其中“江西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进”。改土归流后的思南府始设郡立学，于是“土著之民无几，而四方流寓者多矣，文教覃敷，民俗渐化，故士育于学，往往取科第、登仕版，可方中州之盛焉”。播州在明末改土归流后，“诸苗荡尽，而居此土者，皆非此地之旧人，或驻守之将士，或宦游之名人，或当闯、献扰乱中原之时而避难来此，或当姚、黄、安、奢屠戮之后而领占著籍，皆汉地之人。

今之发科者，皆其子孙也。稽其入籍，远或五世六世，近或三世两世，缙绅之家，固十姓而九已”。明代思州、播州的改土归流削弱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土司势力，改土归流过程中造成的土著人口锐减、土地抛荒形成了移民的历史契机。在贵州官府招抚流亡、优免赋税等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外来移民得以顺利迁入和定居。外来移民多迁自经济和人文较为昌盛的汉地，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重视文化教育及科举考试，显著促进了贵州文教和科举的发展。

三、明代贵州官学教育及科举发展

明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学校教育，将发展文教定为治国之策。在这种积极文教政策的推动下，明代贵州官学教育取得巨大发展。从明朝开国至明永乐年间贵州建省前，贵州即建有官学13所，建省至明中叶贵州独立开科乡试前的124年中，贵州新建官学30所，独自开科乡试后贵州又建学17所。因此，终明之世，贵州建立官学60所，其中司儒学8所，府学13所，县学11所，州学4所，卫学24所。

一般来说，考取生员后方能取得官学就学的资格，因此明代贵州官学数量的增加也反映了生员规模的扩大。明初规定各级官学生员学额为：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成化年间又规定卫所学额，四卫以上军生限额80人，三卫以上军生限额60人，二卫、一卫军生限额40人，有司儒学军生限额20人，土司子弟可入就近儒学就学，没有学额限制。明代贵州生员的数量因史料不足等因而难以确切统计，因而只能进行大致的估算。学者王国梁统计得出，1603年左右贵州共有学额425名，贵州生员总数大约为8925人。这反映出明中叶贵州士绅群体已初具规模，并初步形成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

贵州士绅作为科举制度下的地方文化精英，其形成、发展深受特定时代文化教育及科举事业发展的影响。在明初贵州建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贵州只能开展挑选生员的院试，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生员。但对士绅阶层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乡试却迟迟未能独立开展，及至明中叶贵州独立开科乡试前夕，明朝的两京十三省中仅有贵州未取得在省内乡试的权限。贵州乡试只得长期附于邻省，明洪熙元年（1425）九月令“贵州所属有愿试者于湖广就试”。但湖广武昌距贵州路途遥远，士子跋涉艰辛，因而贵州布政使司呈请：“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

于是明宣宗乃命贵州生员乡试于云南昆明，云贵乡试合闺的格局由此形成。1368至1535年贵阳首开乡试前的167年里，贵州生员乡试只得就试于云南昆明，但贵州至云南昆明相比湖广武昌也只略近。路途的艰险给应试士子的身心造成巨大挑战，贵州士子前往昆明乡试的人数锐减，影响了贵州乡试的成绩。使得贵阳开科乡试前贵州举人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西强东弱”格局。

尽管如此，在贵州官员的极力争取和贵州士子的努力下，贵州科举事业在独立开科乡试前仍取得一定进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试解额的增加。明代贵州乡试定额从首科的5名增至独立开科时的25名。二是举人、进士数的增加。明代贵州独立开科乡试前的160余年，贵州共考中举人546人，进士30人。在明中叶贵州独立开科乡试前，贵州科举事业取得初步发展，但因未取得在省内开科的权利，其整体发展水平仍较为局限。

在贵州独立开科乡试前，贵州官员多次奏请在本省开闺乡试，皆未得获准。直至嘉靖九年（1530），时任户科给事中的思南人田秋因心系桑梓，向朝廷上《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陈请贵州独立开科乡试。田秋的上疏理由充分，言辞恳切，最终使得朝廷同意贵州独立开闺乡试。经过数年的筹备，1535年贵州独自举办的首场乡试在贵阳府开考，是科取中举人25名。

此后，在贵州独立开科乡试的刺激下，贵州科举事业快速发展。以进士额数的时间分布而言，独立开科乡试至明亡仅百年左右，时间上尚不及开科前的三分之二，而中进士的人数却是其二倍有余。独立开科乡试也促进了贵州学校教育的发展，开科至明亡贵州又建官学17所、书院29所。乡试解额也显著提升，嘉靖二十五年（1546）经贵州巡抚王学益陈请将贵州乡试解额增至30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又增至35名，崇祯年间已达40名，至此贵州乡试解额比明初的5名增加了7倍，比开科前的最高解额21名增加近1倍。

明初贵州建省给贵州文教发展带来重要影响，院试的开展、官学的扩增与云贵乡试合闺形成一批士绅，使得贵州士绅群体初具雏形。但在独立开科乡试前，贵州科举发展也有着较大的局限，贵州建省至贵州独立开科乡试前的167年里，全省仅能开展选拔下层士绅的院试，而无独立开科乡试的权限。这不仅导致贵州文教发展受阻，也使得士绅群体中举人、进士等上层士绅的数量较少。

由于云贵乡试长期合闺，上层士绅多来自靠近昆明的贵州西部地区，仍然难以构成一个具有强大社会整合力的地方文化精英阶层。1535年贵州独立开科乡试后，贵州科举事业取得显著进展，从制度上形成了省级政区应具备的县试、府试、院试、乡试的四级科举考试体系，士绅总量显著扩增，结构得到优化。尤其是各区域上层士绅规模的扩大具有重要意义，它增强了贵州士绅群体的整体实力，构成贵州社会与王朝国家连接的坚实纽带。

贵州独立开科乡试后，贵州士子前往贵阳乡试大为方便，这也促进地方官民重视文化教育，积极发展官学、书院和民间私塾。在地方官民的共同努力下，贵州官学数量增加，文教得到发展，贵州士绅的规模显著扩大，贵州士绅群体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