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初，王子侯在侯国内，具有哪些政治权力？

王子侯主要是因亲而封，汉初人数很少，文帝时开始渐多，尤其是武帝“推恩”以后就更多了，所谓的“支庶毕侯”，虽然有些夸张，但皇族受封的范围扩大了确是事实。到了东汉，仍然奉行此政策。但东汉初与西汉初不一样，西汉末年宗室已达十余万人。

东汉一建立，同姓就不是高祖所说的“寡少”，所以东汉初王子侯中有不少宗室侯，或由王降爵而来、或西汉复国的、或直接受封的。总而言之，两汉的王子侯，从来就不是汉政府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重心所在，反而是两汉政府用来安抚宗室、防止诸侯王势力变强的重要手段。不过即便如此，他们在西汉初期还是有一些特权的，只是存在时间很短，其个中变化我们分述如下。

西汉初侯国有权立祖宗之庙

先秦时期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的礼仪规定，因此当时天子诸侯的宗庙都设在自己的都城之内，且需亲自奉祀。待高祖薨后，汉惠帝又下诏“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文帝薨后，景帝也制诏同意大臣的奏请“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

两处史料均表明西汉前期天子所辖郡和诸侯王国都要立高庙，后者当不包括诸侯王国的支郡。不过这也明显地表明学者们对“诸侯”二字的忽略。“郡”指天子所辖郡，“国”是王国，但“诸侯”作何解释呢？照此，师古所说“诸侯”是列侯不假，但更确切地应该说是王子侯或称宗室列侯，这也正符合汉初叔孙通劝惠帝“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的初衷。

如此，我们说在汉初，王子侯与诸侯王一样可以在国内立高庙、太宗庙。但《汉书》记载惠景立庙之事，与《史记》所载并不完全相同。《惠帝纪》载惠帝即位，“令郡诸侯王立高庙”，师古曰：“诸郡及诸侯王国皆立庙也。

今书本郡下或有国字者，流俗不晓妄加之。”师古之解释告诉了我们在流传过程中，“郡诸侯王”、“郡国诸侯王”的记载均有出现，显然这里必有疑误。添“国”字，与“诸侯王”重复；去“国”字，似较通顺。然“郡诸侯王”连称，仅此一见，无法排除此乃“郡国诸侯”错笔之可能性。何况《汉书》关于景帝立庙之记载与《史记》完全相同，都是“郡国诸侯”连用。

其实，王子侯在汉初并不多，惠帝即位时也就2个，景帝即位时也才5个，其大量出现当在武帝正式施行“推恩令“之后。所以惠景时期允许王子侯在其国内立祖宗之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景帝、武帝、昭帝直至元帝议罢郡国庙时，新增的汉郡、新封的王国、王子侯国应该没有再立太祖、太宗庙，而世宗庙立于郡国始于宣帝本始三年且仅在所巡狩过的郡国设立。

西汉建立之初，同姓寡少，刘氏皇族势单力薄，加上刘邦出身平民，与始皇、项羽之贵族出身是天壤之别。所以汉初祖宗庙的广设不但是汉郡设、王国设，王子侯国也设；不但是同姓王国设，异姓王国也要设。正是为了“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系海内之心”、而非为“尊祖严亲也”。但当西汉政权经住诸吕之乱、七国之乱的考验而继续有效运转时，郡国庙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昭帝时期，当政的霍光对刘旦之请立武帝庙于郡国一事，欲以“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搪塞过去，结果导致刘旦恼羞成怒，扬言：“吾当为帝，何赐也。”显然郡国庙对于他们的意义，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因此终昭帝朝，郡国庙之设应该处于停滞状态。到了宣帝本始三年才又诏立武帝庙于郡国，但仅限于武帝生前所巡狩过的地方。

再到元帝时，罢废自然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其实早在武帝朝，董仲舒就针对辽东高庙灾，对郡国庙提出过质疑，中经昭宣，时至此时才又有贡禹、韦玄成、匡衡诸人的积极运作，终使罢废成为事实。

总而言之，郡国庙的兴废变化反映的是皇权之消长，皇权之消长又与异姓王、同姓王、王子侯的政治权力成反比例。可见，西汉宗室王、侯在其国内立祖宗庙之权力从有到无的变化正是宗室王、侯政治权力由多到少乃至消失殆尽的反映。

侯国的行政、司法与军事

汉初侯国虽然不能与王国比，但列侯在侯国还是有“君国子民之意”的，比如可以有自己的纪元，可以立太子，可以传国于后。且对侯国也有一些行政、军事、司法方面的权限，只不过这个权限相对于王国来说要小得多，且受着种种限制。待武帝实施推恩令后，王子侯大量出现之时，列侯与侯国的关系也就是臣其国相外的吏民，通过国相收取自己所食的租税而已。这个中变化，我们条述如下：

在行政上。汉初列侯有置吏权。高祖十二年临去世前曾以诏书布告天下，表明自己待功臣不薄。这就说明高祖建国后在大封功臣之时，就赋予了列侯以置吏权，即自行设置侯国官吏的权力。由此可见，列侯自置吏是包括令长在内的所有侯国吏员。列侯既然可以自置包括令长在内的侯国吏员，那么列侯自然就可以通过自置吏管理侯国事务。只不过由于当时列侯多为功臣侯，在朝廷任职，而王子侯数量又有限，所以其具体行政的事例很少见载。

不过，汉文帝令列侯就国，曾提到一个理由就是列侯不就国“无繇训其民”，也应是列侯通过自置吏掌治其民的体现。只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待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后”，列侯的置吏权自然不会独存，当然也就无从治其民了。再到武帝实施推恩令，王子侯大量出现时，治民权更无从谈起了，只惟衣食税租而已。

在司法和军事上。沈家本曾说“三辅及守令相皆有专杀之权”、吕思勉也说“令长之始，本即一国之君，杀生得以专决”。令长由列侯自置，侯国自然是可以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此外，侯国也应该如汉县一样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定“条章”、“为制可科令”，但这些都不能等同于立法权。

如此可见，居延汉简所记载的文帝时“郡国调列侯兵”，就是在天子诏书下，侯国的兵可由所在的汉郡或王国调动，列侯自己是没有调动权的。如此反观淮阴侯韩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谋反大事所用之兵只能“赦诸官徒奴”临时拼凑，显然原因在此。

总之，汉初侯国在行政、司法和军事虽然有一定的权限，但我们不能估计过高。前面提到《二年律令·秩律》，其中记载的县级行政单位有些明显是侯国，但并未称国，而是与其他县级单位混列。杨树达引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云：“《汉表》称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编中邑丞封泥凡二十有八，除琅邪为鲁元公主所食邑外，余皆指列侯食邑，唯载国大行一印乃称国耳。”

可见，侯国在汉初行政运作中就是一个县级行政单位。所以其拥有的权限与县令长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还因其侯者的身份而受到汉天子的猜忌。如周勃归国后，“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常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就是这种微妙关系的反映。而且针对列侯居国，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法令约束，其中与他们治理侯国有关的就是役使民力问题，如文帝时期，信武侯靳亭、祝阿侯高成“坐事国人过律”，东茅侯刘告“坐事国人过员”均遭到免爵国除的惩处。

至于其他关于个人行为的限制，文帝后三年宁严侯魏指“坐出国界免”；高后八年，任侯张越“坐匿死罪，免为庶人，国除”；景帝四年，终陵侯华禄“坐出界，乃为司寇”；景帝后二年，武原侯不害“坐葬过律，免”等等不一而足。

可见，他们在侯国的行为必须依汉法行事，触犯汉律要较诸侯王的处罚为重。这还是汉初他们有一定权限之时。待到武帝推恩后，大量王子侯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已经没有治民权了，更不用说司法与军事方面的权限了，他们与侯国的关系也就是通过相衣食税租，可以在名义上臣其相外的吏民而已。

而到了东汉，除与西汉王子侯相当的县侯外，还有乡侯、亭侯，封地就更小了，而且封授也比较滥。就拿明帝来说，其宠幸东平王苍，就遣使“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亦可从侧面说明东汉王子侯的地位真的是无足轻重了。

侯国的行政归属问题

前面我们已提到过《二年律令·秩律》中见载的侯国能考察出来的有12个，都在汉郡内，而王国境内的郡县和侯国却不见记载，这是吕后当政时期的情况。再往前追溯，我们还发现《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陆梁”条下，载高祖九年“诏(须毋)以为列侯，自置吏，受令长沙王”。

陆梁在长沙国境内，须毋受封陆梁侯后“自置吏”，又“受令”于长沙王。这两则史料联系起来看，笔者以为侯国建立之初即是在汉郡归汉郡管理，在王国归王国管理，但这种“管理”不是从属关系，而是源于地域悬隔的权宜之策。

“所属”表明郡守与县道官的直接上下级关系，而“所在”表明郡守与侯国的间接上下级关系，中央在侯国的管理上可以赋予郡守这个临时性管理权，当然也就可以随时收回而直接掌控侯国。

前引《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的“郡国调列侯兵”是《西汉施行诏书目录》中的一条，它表明文帝时期汉郡可以调列侯兵，王国也可以调列侯兵；汉郡调的是其郡境内的侯国兵，王国调的是其国境内的侯国兵。但无论汉郡还是王国，它们对“列侯兵”的调动权显然来自汉天子所下的诏书。高帝十年九月，陈豨发动叛乱，攻占了赵国常山郡二十城，其中就包括曲逆侯国。

不过笔者以为与其说这是列侯与侯国的关系表征，倒不如说是王国与侯国的关系表征。赵相周昌之所以未追究曲逆侯陈平的责任是因为赵国只是曲逆侯国的“在所”，赵国与曲逆侯国不存在直接的上下级关系，赵相周昌根本无权追究曲逆侯国的责任，否则陈平即便脱掉了干系，可侯国相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周昌何以不追究侯国相之责任呢？

基此，我们说汉初中央对侯国的管辖虽然遵循着地域就近原则，从而给予了地方一定的能动空间，但侯国与在所王国、侯国与在所汉郡绝不是直接上下级关系，侯国仍然是直属中央的。待到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大量的王子侯登上历史舞台，才与汉郡构成“所属”关系，从而归属汉郡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