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人文主义思想

宏观来说，罗马诞生时期相对周边地区文明来说较迟，在西亚、埃及以及希腊文明数千年的深厚积累所影响下，很难去独立发展出其自身的文化体系。

罗马早期意识形态的构建，就是以多神教信仰为核心的宗教体系和精英共和传统共同架构起来的。并在其军事力量快速扩张发展的阶段，深深地将这种神秘主义和宗教倾向印在了文明传统之中，并使这种传统随着疆域的扩大而扩至整个征服的帝国全境。

也就是说，在四世纪意识形态重塑的过程中，基督教逐步成为了主导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宗教对于无信者的征服，而是更有组织与活力的宗教体系对于僵化的传统宗教体系的解构与吸纳。正如麦克米伦在《4-8世纪的基督教与异教》一书中所阐释的观点，基督教会的胜利不是对于过去宗教的抹杀，而是一种更广泛的同化。甚至相当数量的多神教皈依者在基督教会的内部带来了相当多的，原本教会所没有的异教传统与习俗。在上文中所提到的基督教在三世纪中期其神学向开放性转变以及更广泛的宽容态度也是这种宗教同化的思想基础。

在认识到这种同化的进程之后，我们就可以较为客观地去分析宗教因素在国家意识形态塑造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最终产生的宗教意识形态的结果。当时的意识形态的重塑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在统治者支持下的一个已然成熟的基督教教会组织和秩序化的生活传统同当时一系列所发生过的宗教体系及传统遗留之间的互动。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宗教影响与宗教结果的必然性，并不是像曾经的宗教历史学者一样把这种宗教主导的因素归于神的旨意的萌芽结果或是所蒙思的有特别意义的时代。

而是认识由一个庞大的信仰团体和一批宗教领袖所面对多元性与统一性紧张关系的发展与趋势的变化，以神学思想去解释罗马帝国的特定背景，试图在罗马帝国的制度与上帝的计划之间建立积极关系的深层主导因素。这些具体的事件和改变给四世纪初的基督教会留下了一个统一的教会组织和相对团结的宗教体系。这些优势使得教会最终被皇帝所“青睐”，成为拯救支离破碎的帝国，实现统一的工具。“宗教统一主要被认为是统一，而统一又被看作是实现统一的工具。”

而在对于儒家意识形态塑造原因的深层探究过程中，又存在另外的问题，那就是“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传统”的问题。总体来说，儒家思想本身应该是一种世俗的哲学思想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当然也就同西方所界定的“religion”的概念完全区别开来。但在当代的研究实践中发现，由于文明差异以及话语体系的不同，不管是以哲学还是人文主义来代表和界定儒家思想的概念都并不是那么确切，其中都充斥着过多的17、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过多的精神内涵。

而宗教学领域也有新的扩展，例如蒂利希将宗教精神与宗教活动视为整个人类社会运行的深层基础。而宗教信仰是人类生活中一个主观的、不可量化的、绝对的关系，是所有精神生活机能的基础。似乎儒学也同样带有一定的宗教性了。杜维明也曾对于儒家的宗教性有着专门的论述：“儒家的宗教性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特色，它确有和世俗伦理泾渭分明的终极关怀。”所以，在跨文明进行研究比较的时候，也没必要完全遵循二元对立概念分析的原则，以一种更为模糊的概念，“辨异同，明一多”，以达成对话和交流。

在儒家意识形态塑造初期，就深受当时的广泛流传的原始宗教迷信和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为了适应当时统治的需要而变化。例如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和之后出现的谶纬思想。侯外庐先生将董仲舒评价为“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创造人”，于首奎将其天人学说视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但在儒家意识形态重塑的过程中，尽管因其开放性和对话性吸纳了大量的神秘主义概念，附加了浓厚的神学色彩，却依然保持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核，这在重塑意识形态的最终成果白虎观会议的记录《白虎通义》就能看出。在白虎观会议中清除了简单粗暴的谶纬神学说教，最为核心的是明确孔子作为圣人和神之间的区别。

圣人并不是神，只是具有极高的智慧和道德的典范，并且是可以通过学习实现，而非天命而成。此外还明确了伏羲、神农、燧人等皇帝作为促进社会生产和文明发展的首领而非神化的神明、明确了五经是孔子删定的经义而非神学典籍等思想，确立了历史进步的观念。

这种宗教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古代世界中西国家意识形态重塑载体性质的不同，使二者意识形态重塑过程的原因在兼具共性的同时，展现出了差异性与多样性。并最终使罗马帝国确立了以基督教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使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并长久地影响东西方之后上千年的宗教与人文主义思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