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昭绶和他的学生毛泽东

在湖湘近现代教育历史上，有一位教育家特别崇尚民主教育理念，在办教育过程中极力推行民主治校，被誉为“民主教育的先驱”，在他所任职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校史中，有一段话这样评价他：“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一师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对一师建设有着卓著的贡献，是继谭延闿以后在一师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第二个校长。”

这位校长的名字叫孔昭绶。孔昭绶，字明权，号竞成，长沙浏阳人，1910 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曾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是一位“海归派”教育人士。

孔昭绶先后两度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第一次是 1913 年春，在任上，他积极创办技能会，提倡学生自治和自助。后因袁世凯称帝，他出于义愤，发表反袁檄文，遭政府通缉，于 1914年 1 月被迫东渡日本避难。第二次是1916 年，他应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之邀重回一师任校长，在任上，他以“明耻”为校训，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对学校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果为军阀张敬尧所不容，再度被迫辞职。

近代教育家孔昭绶

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校长的时间并不长，加起来不过三年半时间，但是，他在教育实践中大力推行民主教育，开民主教育之先河，在湖南的近现代教育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这一页最精彩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部分应该是他和他的学生毛泽东的故事。

毛泽东是孔昭绶两度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因为毛泽东追求个性解放，反对旧的教育制度，而被学校个别思想保守的教师、甚至是校长所不容。1915 年，毛泽东因带头驱逐不受学生欢迎的校长张干一事而受到学校的“记过”处分，此后一个学年内连续三任校长对他的这一所谓“污点”都心怀成见，把他视为和学校对着干的“刺儿头”，备加歧视。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骨子里有着强烈反抗意识的毛泽东，为了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在入学近 4 年、完成学业已过半的情况下，忿然提出退学申请。恰在这个当口，孔昭绶重回一师范担任校长。

重回一师范赴任的第一天，孔昭绶就看到毛泽东的《退学申请报告》。他仔细看了退学申请，心想，第一师范是湖南的“亚高学府”，教学环境好，师资力量强，是湖南一流的学校，能来这里求学，委实不易。可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为什么要中途退学呢？此事蹊跷，内中必有隐情，不能草率签字，一定要查出个中原委。

因为孔校长离开学校已有两年，对期间学校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晓，于是，他请来了一师范博物课教师方维夏，向他了解毛泽东的情况。方先生是一位开明进步的教师，他向校长介绍说，毛泽东其实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因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学校的某些作法有意见，引发了一些过激言行，受到了前几任校长的非难。出于对校方的失望和反抗，不得已，他才选择了退学这条自己不愿走的路。

听完方维夏的介绍，孔昭绶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办教育的主旨是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据方先生所言，毛泽东正是一位可以造就的栋梁之才。学校的责任应当是不断改革教育方式，创造更为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其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成长，以便将来走上社会为国效力，而不能因为学校陈旧的教育思想和落后的教育方式扼杀学生的创造力，甚而至于让毛泽东这样优秀的学生怀着失望的情绪离开学校。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学校教育的失败，也是老师的一种失职。不行，他必须找毛泽东当面谈谈，听听毛泽东对学校的意见，做做他的挽留工作。

孔昭绶正准备出门去找毛泽东，不料想毛泽东已经风风火火找到了校长办公室，原来，退学申请报告久久没批下来，他过来催办。面对内心不平的毛泽东，孔昭绶请他坐下来，自己也挪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师生两人，四目相对，于是，便有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交谈。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直言相告，他不喜欢第一师范，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原来读书的第四师范好得多。可是，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学校有很多规则，我同意的很少”。

他毫无保留地倾诉了进入一师后几年来的诸多烦恼。他以为，学校开设的课程应该适应学生的发展需要，而不是强求学生去适应学校的课程和教育方式。在一师范，学校教育几乎全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最大的缺陷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制约着学生钻研真正的学问。第一师范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应该有很强的师范性，允许学生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注重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发展。可是，课程设置比普通的中小学要多得多，加之学校当局重视职业训练，增设了农工商各科，就像一个“杂货摊”，杂乱无序，主次不分。

正因为这样，许多必修课程与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按他制订的自学计划，学习的兴趣重点放在文学、伦理学、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上，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所以，像数学、英语、音乐、美术这些他不感兴趣的科目，成绩自然就不太理想。然而学校的制度是按照分数来衡量学生各科成绩的好坏，而他很多科目过不了“考试关”，这就免不了要招来一些任课老师的偏见和非议。

毛泽东继续向孔校长倾诉说，以他倔犟的个性，这种不满情绪，必将要爆发出来。因此，就有了去年的那场学潮，也就有了学校给他的记过处分！尽管此后不久，被驱赶的校长张干离开了一师，可一年当中连换三个校长，办学方略却一个不如一个，最后这位彭政枢校长，任职时间仅月余，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对此他感到失望至极，曾一天晚上到校长门口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毛泽东滔滔不绝地发泄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也陈述了自己要求退学的个中原因。最后，他对孔校长说：“我不愿意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第一师范不是我要寻找的求学乐土，所以我请求校长准许我退学……”。

孔昭绶静静地听完毛泽东的讲述，深感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见地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师范生的认识范畴，甚至大大超前了师范教育的现实。因此，孔昭绶不想对他作什么空洞的说教，只是劝毛泽东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暂时在学校里等一等、看一看，相信到时候会作出最佳选择的。

离开校长办公室后，毛泽东把和新校长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朋友萧子升。萧子升对老校长的人品能力是比较了解的。他告诉毛泽东，孔昭绶是位难得的好校长，他博学多才，办学有方，十分爱护学生，在一师深孚众望。因此他劝毛泽东，听孔校长的，留下来，不要走。

1918年2月9日毛泽东致萧子升信

不久，学校举行了新学期开学典礼。在会上，孔昭绶饱含激情地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诉说自己从 1914 年 1 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汤芗铭的追捕，被迫离开一师远走日本，在异国他乡对故土的眷恋和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遭受的屈辱，又慷慨激昂地谈到自己立志兴办教育、振国兴邦的夙愿。最后，作为新上任的校长，他面对全校师生提出自己这次重返一师的“施政纲领”：一定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在一师推行民主教育，提倡自治、自动，改善教学环境，宽松学术氛围，培养合格人才，以新的姿态树立于长沙学界……

孔昭绶的讲话，鼓舞了全校师生，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它像一袭和煦的清风，驱走了往日弥漫在一师的沉闷空气，也扫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师生心头的阴霾。

于是，重新执掌一师牛耳的孔昭绶，开始实施自己的“施政纲领”，兑现自己的诺言，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主动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大力改革教育模式，提倡学生自主发展，推行学生自我管理的措施。

从此，湖南第一师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在孔昭绶的领导下，以培养学生自治自动能力为目的的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改组学友会，开办工人夜学，创设学生志愿军，举行运动会，成立劳动会，加强职业培训，实行修业旅行，等等。这些组织和活动，充分反映了孔昭绶为培养人才的办学愿望，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

从此，以毛泽东、蔡和森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有为青年，把一师作为匡世救民的演练场，锤炼坚强的意志，砥砺高尚的品行，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卓越的才能，他们从早期参与这些有益的组织和活动起步，发展到后来投身于爱国和革命运动，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袖人物或领导骨干。

好的教育能培育和造就优秀的人才，民主教育就是好教育，在它肥沃的土壤上，能够长出参天大树。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周世钊等，就是湖南第一师范这片渗透了民主教育思想的土壤里培育出的栋梁之才。特别是毛泽东，这一阶段对于他意义非凡。在孔昭绶几年的校长任期内，是他生活之路的转折点，更是他辉人生的开端！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一师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道：“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1949 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时又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学校校长不应该是制度权威，而应该是学生们感到可亲可敬的良师和益友。一名校长当他融进了学生生活，走进了学生心灵，设身处地地想为学生想，这个时候，他才能作出符合学生需要的教育决策，在这种决策下实施的学校教育才会是成功的教育。孔昭绶，这位民主教育的先驱，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三年多的治校经历，为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提供了可供学习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