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读：北朝至隋正史记载中的室韦部落——室韦是北朝时期出现于我国东北地区新兴的部族，首次见载于《魏书》，至辽金时期的七百余年间走过了出现—发展—消亡三个阶段。一般认为室韦是鲜卑族遗留在故地的一支，所以室韦与东胡鲜卑同源一说被学界广泛接受。

其历史的发展被汉文文献记载流传，且内容多与政治、向中原王朝朝贡有关。史籍中对室韦相关的记载，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更显示出史官书写下的塑造以及中央政权对室韦的认知与态度。见载于文献的室韦族源、习俗、部落等随着王朝的更替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对北朝至隋正史《室韦传》的史料研究，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然因史料的稀少、零碎，只能考订出室韦活动的大致时间线索。对此有研究者提出“对于思想观念的研究而言，能够判断的仅是下限，即书的形成时代为篇章形成之下限，篇章的形成时代为其中思想观念出现的下限。”至于史料来源的时间上限，是无法通过篇章的年代做出精准判断的。此观点在历代正史四夷传中尤为突出。

对于研究室韦历史，《魏书》是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也是后世编撰正史《室韦传》的主要依据，奠定了之后正史《室韦传》的基本叙述框架。其后《隋书》《北史》乃至新、旧《唐书》皆设有《室韦传》，且在内容上体现出很强的延续性。这些史书中连续纪录了室韦从被发现到发展的过程，构成了研究室韦历史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文献资料。

《魏书·失韦传》史源的补正

《魏书》是北齐人魏收（507—572）执笔完成的，记载了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北魏王朝历史，其史料主要源自北魏时的相关文献。最初拓跋珪建立北魏时，命汉人邓渊等人编写《国记》（又称《代记》），所记内容下限至太宗明元帝时期（409—423），编年体记事。太武帝即位后又命崔浩和高允等人修撰《国书》，此书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初刻于石碑上。

后孝文帝于太和十一年（487）再命李彪等修撰《国书》。此次修撰的《国书》为纪传体。在此基础上邢峦、崔鸿又编写了高祖至肃宗三朝的《起居注》。再有孝庄帝建义初（528），命温子昇撰修起居注。同年改元永安，温子昇又修《永安记》三卷。此外，北魏末有崔鸿修撰的《十六国春秋》，也为《魏书》的民族列传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以上诸书可视为《魏书》的主要史料来源，而关于《魏书·失韦传》的史源，前辈学者据《魏书·失韦传》所载的“失韦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的“去洛”一词推测《失韦传》史源的大致情况。

张久和提出从北朝时期是以洛阳为起点或终点来标示周边部族所处地理位置来看，显然是以洛阳为北魏政治中心时期，也就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之后。而且高欢立孝静帝后北魏也分裂为东、西两部分，都城从洛阳迁至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和长安（今西安），因此第二年即公元535年洛阳宫殿就被拆毁。

可见此时的洛阳已经不是北朝的政治中心，所以《魏书·失韦传》以洛阳为起点或终点标示民族方位及远近的认知，只能在洛阳是北魏的政治中心时期。据此推论，《魏书·失韦传》的记载时间段应是不早于太和十八年，下限可到东魏孝静帝武定末（550）。

然而笔者认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洛阳为北魏政治中心时期的国力最为强盛，故即使已分裂为东、西魏后的北朝人仍有可能以洛阳为认识和描述邻族的地理坐标。又或者北魏迁都之前室韦就被北魏修史者所记录，而迁都后洛阳城的繁盛，使修史者在记录时皆以洛阳为起点或终点也未可知。

因为《魏书》中不止室韦，还有勿吉、豆莫娄等部也以洛阳为参照，标示与中原距离远近，进而获知大致的地理位置。其中勿吉与北魏联系较早，延兴年间（471—476）便遣使朝贡。

而其地理位置仍以洛阳为标示，可见相关学者提出的史料文献记载中“去洛”一词来定论周边部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联系时间段或推测民族列传的史源时间段存在一定的风险。

室韦的朝贡

若从《魏书》记载看的话，室韦于东魏武定年间（543—550）才与中原政权建立朝贡联系，史载“武定二年（544）四月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此条史料主要反映的史实是《魏书·失韦传》记载的时间下限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末（542—550）。这与《魏书》孝静帝武定二年夏四月“室韦国遣使朝贡”条对应。

从北朝文献看，室韦在北魏分裂前没有与之取得过联系，而与东魏、北齐之间的联系较多。据载室韦向东魏朝贡三次，向北齐四次，分别是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三年（545）和六年（548）遣使朝贡以及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武成帝河清二年（563）两次、（高纬）后主天统三年（567）。而且《魏书》东夷诸部中除室韦外，契丹、库莫奚、勿吉、地豆干等部的记载的时间下限也均为武定末。

可见《魏书》本纪中东夷诸部（国）的朝贡内容应是魏收据当时的史料新加而成。那么《魏书·失韦传》中有关地理或风俗的记载是出自哪个时期呢？《魏书》原始材料有三，“其一为北魏国史，包括邓渊《代记》、崔浩始修高允继之的编年体“国书”以及李彪、崔光所修纪传体国史；其二为孝文、宣武两朝起居注；其三为元晖业《辨宗室录》。”且这些史源中最有可能设《东夷传》的便是李彪的《国史》。

因为李彪主事的国史在崔浩、高允编年体史书的基础上，将编年体国史改为纪传体。其书修撰始于太和十一年（487），时间下限也应止于太和十一年左右。而魏收修撰《魏书》时所面对的北魏纪传体国史主要是李彪、崔光等人修撰留下的面貌。而且从《魏书》东夷列传的诸部落（国）的具体书写看，有明显的分次纂修的痕迹。这也表明，魏收修撰的《魏书》史料来源中就有民族列传的记载。

即《魏书》的史源中是有民族列传的。从时间上看，《魏书·失韦传》的中出现的时间点与北魏诸帝《起居注》以及李彪上奏将把《国书》修为《魏书》的修订时间重合。所以《失韦传》的史源也多有可能来自李、崔等人所修国史以及东魏时期的史料。

那么，若北魏时期的室韦没有遣使通贡中原的话，李彪撰修的国史中的室韦部的史实又有可能源自何处？苗润博把《魏书》东夷传所载部落（族）分为四组，勿吉、室韦、豆莫娄、地豆干等部的记载在行文风格上接近，所记内容多为其国（部）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等，故可将其归入一组。这些部落中重要的枢纽在于勿吉。

从北朝史料看，勿吉于延兴年间就与北魏取得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勿吉使臣乙力支的转述内容。《魏书》记“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泝难河西上，至太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其中虽未明确说明契丹之北的室韦的地理位置，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从使臣叙述可知，北魏时期的周边部族（国）使臣是有明确提供周边民族相关信息的。

直至北魏迁都之前夕，也就是太和十七年（493）之前，勿吉已遣使四次。而且勿吉作为东夷强国，“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可见勿吉与东夷诸国之间是常有联系的。从文献记载看，东魏之前，室韦与北魏政权之间尚无明显的政治或经济上的联系。

所以李彪《国史》中的民族列传中，与室韦或其他部落如豆莫娄、地豆干等相关史实极有可能来自勿吉、契丹等国的转述。这与学界推测《魏书》民族列传的信息多出自使者、商贩纪录和口传，或者是已经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的周边民族转述相契合。

总的来说，从北魏史臣在《契丹传》中用“东北群狄”来指称东夷诸部看，北魏时人对东夷诸部（族）的认知并不是很清晰。而契丹、奚因地理位置距离中原较近或直接与中原接壤，且与北魏联系频繁，故北朝对此二部的了解较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