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节点的会议

首先，我们要明晰白虎观会议和尼西亚会议是什么，发生于什么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

白虎观会议顾名思义，召开于白虎观，在汉章帝建初四年，也就是公元79年，皇帝批准了议郎杨终的奏议，召集了全国各地各派别的著名儒生集于洛阳白虎观。讨论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统一经义，《汉书·儒林传》说，对儒经的解释，“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

当时解释已经严重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脱离了现实生活，并在儒士阶层出现了相关的争议与混乱。光武帝在中元三年下诏要求简章省句，一些经学家也对经学删减琐碎，显示了各阶层对于理清经学解释的需求。二是议定谶纬。谶纬出现已久，也为东汉的建立在舆论上做出过贡献。

但这种控制民间思潮舆论的思想形式亟需加以约束，防止他人借助谶纬动摇政权。在面对这两个迫在眉睫的思想问题的背景下，章帝亲自主持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参与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丁鸿、楼望、桓郁、召驯、班固、贾逵、杨终等经学家。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帝亲称制临决”。

班固将会议记录整理出来，就是《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所以，白虎观会议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塑造会议，其最主要的决定者和主导者都是汉章帝。与会的朝廷大臣和儒学代表针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各项理念、社会秩序、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社会风俗习惯以及伦理道德等现实社会、思想问题进行讨论，并最终在皇帝的确认下确定了下来。

《白虎通义》的内容不仅包括了传统儒家学说的道德与礼制的思想建构，还妥协地容纳了大量黄老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杂家方术学说以及法家行政理念。也正因为如此，儒家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了贯通天地、社会、人与历史的整体的观念系统，成为了思想一致的精神标准。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以及《白虎通义》的颁布，正式宣告以儒家思想为解释一切的成体系的思想学说成为笼罩汉朝一切的意识形态。

而尼西亚会议是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半岛西北的城市尼西亚（今土耳其城市伊兹尼克），所召集的基督教主教会议。这次基督教主教会议是基督教历史上具有普世性质的、召集所有基督教代表并在教会中达成共识的第一次会议。

根据各方记载的不同，大约有东西方的主教250至318人左右来参加这次大会，代表来自于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地区，但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帝国东部的希腊语区，少部分来自于西部地区。会议的召开是由于发生在亚历山大乃至于影响了整个东部地区的阿里乌斯主义争论，君士坦丁在去信调解无果后，召开整个基督教的主教会议来试图解决问题，达成一致。

尼西亚会议主要解决的是圣子的神圣性质以及圣子与圣父的关系问题，还确立了复活节的日期时间和了早期的教会法规，最为重要的是颁布了第一个统一的至今为所有基督教派别遵守的基督教教义《尼西亚信经》。

尼西亚会议初步解决了阿里乌斯争议，达成了《尼西亚信经》的共识，贯彻了皇帝的意志并得到了权力的背书，使得基督教意识形态同帝国权力相结合，从而成为了笼罩整个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当然，其实阿里乌斯争议本身就并非纯粹的神学争议，其背后也蕴含着意识的导向问题，这在之后第三章的讨论中会展开论述。

节点选择的原因

我们应该明确汉朝和罗马帝国各自对于意识形态化的塑造过程都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对于儒家意识形态和基督教意识形态来说，白虎观会议与尼西亚会议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也就是二者思想体系完成意识形态化转变的节点。

依据前文论述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指导和余英时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析，思想观念渗透转化为意识形态有三个指标或特点：首先是体系性，意识形态包括着整个社会的“终极理想、观念体系、实用策略”等的完整观念系统，对于受其影响和控制的人来说，意识形态系统可以解释所面对的一切理论和现实问题。而思想就不必涉及观念体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专注于某个问题进行阐释。

第二是权力性，意识形态不同于思想，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系统，拥有“权力”，也就是和统治阶级及官方主体相结合。第三是实践性，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法律制度和道德观念的直接基础和设计依据，还对于社会群体和主体阶层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而保证了意识形态观念的整体性影响的稳定运行。

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确是个漫长的过程，对儒学的尊奉以及儒家学说自身的改造都还是一个过程。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在西汉后期，儒家意识形态的构建还多属于“文化、社会的范畴，所以无形重于有形，民间多于朝廷，风俗多于制度”，直到汉光武、明章时期才完成根本性的变化，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意识形态才真正构建、转化完成。在思想体系方面，基督教意识形态不同于儒家意识形态，其思想观念体系作为宗教思想来说，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性。

在早期社群中起到了符合当时时代的解释世界、理解死亡、行政司法、道德教化等功能。但早期基督教的思想观念体系还并不完善，神学教义也多有分歧，早期教父对于希腊古典哲学思想进行了借鉴与发展，实现了哲学与神学的有机结合，在发展和完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同时，也从另一种角度延续了古希腊哲学。早期教父的神学研究使得基督教神学观念体系既有着最终的信仰目标也对教众们有着现实关怀，成为逻辑完整、论证合理的观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