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与秦汉丧葬文化的对照，揭开丧葬礼制神秘的面纱

引言

丧葬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并不断演进的。在人类诞生之初，他们对 同伴的离去还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在他们的意识里，对死亡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认识。

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提到：“在原始思维中，死亡绝没有被看成是服从一般法则的一种自然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人们对死亡的认知，丧葬文化也应运而生。

丧葬活动的根源是宗教思想对人们的引导，在现代社会，我们大都讲究入土为安，这就是我们一直接受的思想的影响。

而在封建礼教极其森严的古代，对丧葬文化的注重不言而喻。那么西晋的丧葬文化究竟如何严格，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与汉代相比，又有什么相似和不同呢？

一、西晋始终，九品为阶，职官与丧葬紧密关联

西晋时期在三国之后，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国力日渐衰弱的蜀国于公元263年被魏国所灭，在魏国的中期，魏国朝政被司马一族掌控。

公元265年，司马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公元280年灭掉吴国，实现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短暂统一，而后又经历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在多年的政治动乱中，西晋内忧外患频发，公元317年，不堪重负的西晋最终被东晋所灭，为了与后来司马睿建立的东晋区分开来，后世史学家将这历经51年的王朝定名为西晋。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思想中“礼”、“孝”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人对祖先、鬼神的崇拜和信仰使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不灭，还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继续生活。

所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历朝历代基本都有厚葬之风。死后永生思想和孝道观念，掀起了两汉的厚葬之风，西晋的丧葬文化深受汉代影响。

其在丧葬方面也极为注重，但与汉代不同，西晋对可以享受丧葬赏赐的官员级别要求较高，笔者个人认为这也不失为皇帝对臣民的一种激励。

西晋时期是汉代的丧葬制度向魏晋时期的丧葬制度的过渡阶段，考察西晋国家的丧葬赏赐，就要了解西晋的职官制度。

自西晋建国后，实行九品职官制，这种九品职官制，成为影响国家事务和制度实行的官本位体系。

众所周知，古代的丧葬制度与官员的等级划分联系密切，因而西晋的这种九品制度也严重影响了当时的丧葬赏赐。

西晋国家的丧葬赏赐，正是以当时的官本位体系为基础来确定赏赐的对象和范围的。国家会依据亡故官员的品级，对赏赐的范围进行明确限定。

西晋国家不仅依据职官的品级确定赏赐官员的范围，并且，还依据职官的品级确定赏赐的类别。

二、晋汉相照，祭祀特点，固定与不固定之分

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自古祭祀，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也有用一个鼎没有簋的，体现了古代礼教的规则限制，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时期，西晋也不例外。

魏晋时期有赐葬钱之礼制，本为自天子达于庶人的助丧行为，但由于等级身份不同，皇戚、近臣、高级官吏去世，往往由天子、朝廷厚赐葬钱。

《后汉书 》卷四十二《中山简王刘焉传》中就有记载：

从中兴至和帝时开始，若是皇子亡故，会赐三千万钱，千万匹布，嗣王若亡故，则赐千万钱，万匹布。

这正是西晋丧葬文化的特点之一：固定赏赐，即国家会为已故的皇亲国戚和官员按照其职位和等级赏赐规定数量的东园秘器、朝服、敛衣和钱、布，这种赏赐是按礼制规定而下发，就如现代公司员工底薪，具有严格的规定。

在原始社会时期随葬品主要以生产工具为主，伴有少量的贝、骨珠之类的装饰品。阶级产生以后，不同阶级的随葬品数量和种类都有差别，处于统治阶级的社会上层，为了体现其社会地位往往随葬大量奢侈品。

秦汉时期随葬品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多，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具 、生产工具、 武器、装饰品之外，兴起于战国时期的俑在秦汉时期也普及开来。

并且在此时期出现了告地策、买地券、镇墓兽等新型的随葬品。

汉代是中国丝绸纺织技术比较发达的时代，在汉武帝时期还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把中原的丝绸品传播到西域地区。这反映在丧葬中就是贵族阶级的随葬品中丝织品是比较常见的。

西晋的陪葬品与秦汉时期相比，实用性稍差，上述提到的几种物品涵盖了西晋陪葬品的大多数种类。

说到秘器，大家可能有些许陌生，其实东汉少府属官就有东园，主管秘器的制作，所以有东园秘器之称。

西晋时，东园已不属少府，而东园秘器则为皇室为亡故官员所赐予的棺木的简称。

除了棺木，还有朝服和衣，用作亡故官员的敛服。汉代时的丧葬赏赐中也有衣物用作官员的敛服，而西晋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朝服，但是并非任何受到丧葬赏赐的官员都会被赐予朝服，西晋官员必须在官任上亡故，才能获得朝服的赏赐。

直到隋代还依然保留着这种规定，同时朝服也是西晋皇室对已故官员的政绩认可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已故官员的身份地位，庇荫后世。西晋国家的丧葬赏赐，赙赠也是重要的一项。

与衣物一样，这也是对汉代丧葬制度的一种继承和改善，汉代国家对官员的固定赏赐只有钱，西晋国家的赙赠，增加了布的赏赐。

值得一提的是，西晋的固定丧葬赏赐只对官居一品和二品的官员和皇亲国戚发放，像上述提到的四种物品，处于这个级别的人亡故之后都会拥有，只是数量不同而已。

西晋国家的这种规定是实行丧葬赏赐要遵守的标准。

可这个标准也不是不能变动的，实际上，这个标准是赏赐数量的最低限度。西晋国家对地位特殊的官员的丧葬赏赐，都要超过这个标准。

例如担任重要职位的王公贵族，宗王担任八公，是他们获得丧葬赏赐的前提条件，而宗王的特殊地位又使他们获得的赏赐数量超过八公的标准。

试想如果一个文臣一辈子兢兢业业，一心为民，做出了一番卓越政绩，或者一个武将在战场厮杀，立下汗马功劳，官位却未到二品，他们亡故之后就什么赏赐都没有吗？

其实不然，这就要提到西晋丧葬制度另一个特征：不固定赏赐。而所谓不固定的赏赐是指这种丧葬赏赐在数量以及类别上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并且，亡故的官员受到这种赏赐也是不确定的。

这种赏赐虽然与固定赏赐相比有了极大的随意性，但是其对于官员的位阶还是有一定要求。要想得到这种丧葬赏赐，官员的品阶必须在三品至五品之间。

对于处于三品至五品这个阶层的官员，发放的赏赐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西晋国家对这一品级范围内的官员赏赐，具有对他们生前的活动和行为给予表彰的意义。

只有忠诚于皇帝，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官员才有可能获得来自国家的丧葬赏赐，特别是一些为救助皇帝而死的官员，他们的丧葬赏赐会更为丰厚。

第二个特点则是西晋国家对这一品级范围内官员赏赐的秘器、朝服、敛衣和钱、布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这一阶层，丧葬赏赐的种类和数目的随意性更大。

不固定的丧葬赏赐，西晋国家对三到五品这一范围内官员的丧葬赏赐，不仅注意他们为国家服务的政绩，他们的学识与品德修养也是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

《晋书》卷五十《庾峻传》就记载了博学多识的庾峻，因为为皇帝讲解经书，亡故后得到一件朝服，一裘衣物和三十万钱的丧葬赏赐的事情。

不过西晋国家赏赐更多的，是这一品级范围内的品德高洁的官员。诸如，太常彭灌 “履忠清俭，身没，家无余积”。

少府侯史光“厉志守约， 有清忠之节。家极贫俭”。在他们亡故后，都受到国家的赏赐。此外，西晋国家还对能为西晋国家服务的东吴投降官员也给予赏赐。

《滕修传》中也有记载，滕修虽然是吴国投降的将领，但是却仍旧担任了安南将军等职务，管理南方事务，亡故后也在京城被赏赐了一块墓地。

当然这种丧葬赏赐大有拉拢曾经的敌国将领为之效命的意味。

三、墓地赏赐，文化传承，丧葬文化之利弊

西晋丧葬赏赐，除了上述几种物品，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墓地，至于为什么了解完随葬物品的种类和数量再来了解墓地的赏赐，是因为它有一定的特殊性。

这种赏赐也是从汉代国家的丧葬赏赐制度承袭而来的。西晋国家向亡故官员赏赐葬地，属于一种特别的赏赐，可以受赏赐的官员，不论官职品级的高低，获得的葬地，一般都是一顷。

西晋国家赏赐葬地的方式具有多样性，没有固定的规定，并且，对请赐葬地者，只要一至五品这个职官品级范围内，国家一般不加拒绝。

此外，西晋国家葬地的赏赐， 还不限于官员本人，官员家属亡故后，也有机会获得葬地的赐予。

官员家属也能获得御赐墓地的赏赐方式背后，也能看到汉代丧葬文化的影子，东汉时期，大土地所有制急剧发展，地方上的豪强大族崛起，形成了自给 自足的庄园经济，使得地主阶级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而且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在土地兼并中处于劣势的中下层民众就需要借助家族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利益，由于财富的多与寡，必然松弛了同宗之间的血缘关系。

而增强的却是个人的家庭关系。汉代的墓地不再是以宗族为单位，在汉朝后期，以家庭为单位的墓地在宗族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一种事物能够生存下去，就有它生存的价值和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丧葬礼俗。

西晋和秦汉时期的丧葬基本上一脉相承，虽然西晋在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上有些许改变，但是两者的丧葬文化高度一致，故而其对社会的影响也如出一辙。

丧葬礼俗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必需品，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弊大于利。

厚葬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从而会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赙赠在当时形成了比较浓厚的社会风气，可以使一人借众人之力，把原本应当简洁的丧事扩大化。

这种社会风气是与中华传统孝道背道而驰的，赙赠极易成为人们敛财的工具，而且会产生攀比心理，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

结语

秦汉时期的丧葬文化与西晋国家丧葬赏赐的对照，可以明确了解丧葬的历史传承和发展，是中华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应该从历史视角看待，更有利于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解读。

丧葬作为一个人在现世生活中的谢幕，自古就受人们的重视。人类从古到今已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在这过程中，人类不仅对自身之外的事物有了逐渐清醒的认识，而且对人类本身生与死的问题也有越来越理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晋书》

《汉书》

《晋官品》

《后汉书》

《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