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历代皇帝多崇儒好经，为巩固统治，承袭西汉文化政策，经学继续繁荣。于是在经学成为利禄之途的时代里，经学世家大量涌现，累世公卿家族亦是不乏其例。龙亢桓氏家族“三代御先生，五代帝师”，是东汉经学世家与累世公卿大族的突出代表。

东汉前期，自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 25—105 年），此时期历经光武、明、章、和四帝。他们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使得东汉王朝在前期便迅速进入了盛世阶段。

政权渐稳后，光武帝推行“退功臣而进文吏”政策，使得多习今文《尚书》的“功臣”大量退出朝野，这在客观上为儒生文吏提供了入仕的广阔空间和政治良机。

建武年间，光武帝通过更换皇后和太子，趁机打压河北势力，扶植南阳集团，南阳势力为壮大自身力量，便积极笼络江淮地区。

于是来自沛国、闻名江淮的欧阳《尚书》经师桓荣，抓住入仕的诸多机遇，并在门生的举荐下得以入朝为官，后授太子，任博士、太常等职，备受荣宠，龙亢桓氏趁机崛起。桓荣之子桓郁承袭家业，授章、和二帝，官至太常，桓氏家族继续发展壮大。

桓荣与光武、明帝政治

建武十九年（公元 43 年），年近六十的桓荣，才开始踏上仕途之路。之后，他位及太常，爵至关内侯，受尊为五更，子孙多荫其惠，备受荣宠。由此，龙亢桓氏家族在桓荣一代得以开创。

桓荣得以荣宠备至，创立龙亢桓氏家族，原因是多方面的。

光武帝重视经学发展，特别重视欧阳《尚书》学。这为欧阳《尚书》学名师桓荣顺利入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难得机遇。光武帝重视经学发展的缘故是多方面的。

其一、光武帝重视经学发展既能延续西汉文化政策，加强思想统一，又能招贤纳士，培养人才，巩固政权，维护统治。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由此经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它使得通经入仕成为时人改变命运的一条重要途径，也使得经学成为皇权政治的利用工具，成为维护统治基础的思想学说。

另外，经学的发展，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儒生。两汉之际，政权更迭，战乱不已，经学虽然继续得到官方重视，但动荡的社会环境还是严重影响了经学的正常发展。

东汉建立之初，天下尚未统一安定，刘秀便迫不及待地重建太学，恢复汉宣帝时期的五经十四博士制度，推动经学的发展。

光武帝重视经学发展，使得经学很快再兴起来，这保证了东汉政权对西汉文化政策的延续，有利于加强思想大一统，也使得国家获得了大批经学人才，有利于政权的有效建设。桓荣便受益于此，故其在仕宦发达受赏赐后，认为“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其二、光武帝尤重欧阳《尚书》学派，与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学派经师对待新莽政权的不同政治态度有关。唐林即为大夏侯《尚书》学派的代表人，此外还有吴章、王吉等人皆入仕新莽政权。反观欧阳《尚书》学派，文献仅记载有平晏和欧阳歙家族入仕王莽，其中后者很快便改投为更始政权下的原武令，至于其他经师，如龚胜、鲍宣、牟长等人，皆“不仕王莽世”，并因此显名于世。

王莽篡汉，刘秀竖起“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旗号，终究依靠反对新莽政权而崛起。故而光武帝建立政权后，对曾经依附于新莽政权的大、小夏侯《尚书》学派人士持有偏冷淡的态度，对欧阳《尚书》学派人士自是偏重。由此，欧阳《尚书》学派获得了大发展的良机，以至独盛于东汉。

其三、刘秀重视经学发展，特别是欧阳《尚书》学的发展，这与其早年研习欧阳《尚书》有关。这为经师桓荣的入仕提供了十分必要的条件和机遇。然而仅凭通欧阳《尚书》经便可使家族发展壮大，这显然是不够的。

据《后汉书·桓荣传》的记载，建武十九年，桓荣在仕途上依次“辟大司徒府”，“为议郎”，“为博士”，还成为新任太子的老师。可以说这一年是桓荣入仕的开端之年，也是其仕途最为顺利的一年，还是其仕途最为关键的一年。

究其原因，这还与建武十九年前夕东汉王朝内部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有关，正是这些政治事件为桓荣入仕受宠及其桓氏家族的崛起提供了政治机遇。

其一，建武十九年前，光武帝推行“退功臣而进文吏”政策，发动度田事件，这使得大批功臣退出朝堂，造成朝廷人才匮乏，急需经学文吏之才补充。这为身为儒生桓荣踏上入仕之途提供了先天政治机遇。

其二，建武十九年前夕，东汉政权渐趋稳定，光武帝更立皇后和太子，趁机打压河北势力，扶植南阳势力。与此同时的河北集团经学文化发达，欧阳《尚书》学的成就尤为突出，远超于南阳集团势力。

这对经学水平落后的南阳集团自是不利，故而为壮大自身力量，弥补自身在经学特别是欧阳《尚书》学中的不足，南阳势力集团便积极笼络经学较为发达的江淮地区。这为来自江淮地区的桓荣入仕提供了另一机遇。

其三，光武、明帝时期，王朝政治的演变与发展，客观上为儒生桓荣开创桓氏家族提供了诸多机遇。本为江淮一带的经师桓荣，充分利用自身条件，紧紧抓住了自身和家族发展的政治机遇。

结果，桓荣成为欧阳《尚书》的最突出代表，欧阳《尚书》学已然成为东汉皇家之学。此外，桓氏家族开始依附于南阳阴氏集团之下，依附于东汉皇权政治的庇护之下。

桓郁与明、章、和帝政治

汉明帝的永平年间，龙亢桓氏家族的开创者桓荣去世，其后世子孙代代相传其业，继续得到朝廷的重用，家族日盛。桓氏家族的第二代代表人便是桓郁，他承父基业，继续研习欧阳《尚书》，为章、和二帝之师，得到了明、章、和帝三朝的重用，成为龙亢桓氏家族继续发展壮大的重要人物。在此时期，桓郁的生平表现突出在治经与为政两个方面。

在治学方面，桓郁很好地传承了桓荣所治的欧阳《尚书》，并删定所学章句成为《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其经行笃备，为当时名儒，于是教授弟子数百，特别是教授了章、和二帝，开启了世代为帝师的先河。

在桓郁“以侍中行服”之事的处理上，朝廷上下的言行反映了桓郁在当时经学研究领域中的较高的造诣与声望。在桓郁的高徒中，如“门人杨震、朱宠，皆至三公”，亦是经学儒师。

桓郁先后为章、和二帝之师，既反映了其治经水平之高，也反映了其家族受宠之厚。桓郁能承袭其父之学，便使得欧阳《尚书》学成为桓氏家族的家学，使得桓氏家族能在欧阳《尚书》学的传承发展中保持领先的优势地位，最终使得桓氏家族成为经学世家。

在仕途方面，桓郁因其父桓荣任朝廷高官而较早入仕，还继承了其父的爵位，加之自身治经有道，成为两代帝师，多担任皇帝亲信性质的官职。

从桓郁的政治生涯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桓郁在明、章、和三朝，一方面都能为朝廷所用，仕途较为顺利，有一定政治作为。如相比其专心治经授徒、少有参与国家大政事务的桓荣，桓郁任职期间，较多地参与了一些行政事务，发挥了建言作用。除了汉明帝的“问以政事”，桓郁也能主动“数进忠言，多见纳录”。

其二，桓郁在明、和二朝更受重视与重用，在章帝一朝重视程度略显不足。明帝时桓郁担任的侍中监虎贲中郎将一职，具有内朝宿卫官性质，和帝时桓郁先后担任的长乐少府、侍中、奉车都尉和太常，或有宫廷皇帝亲信性质，或为九卿的高官，这反映了桓郁在明、和二朝的“甚见亲厚”的状况。

章帝一朝，曾为章帝恩师的桓郁并没有平步青云，反倒是担任了具有宫外戍卫性质的屯骑校尉一职，相比明帝时所任的侍中监虎贲中郎将之职，皇帝对其略有疏远。

明、章、和三朝，桓郁的仕宦沉浮原因或可从三朝政局窥见一二。

明帝一朝，桓郁备受亲厚，这既与尊师的汉明帝“以郁先师子，有礼让”有关，也与明帝继续巩固南阳阴氏外戚集团势力有关，即利用和笼络桓氏家族在沛地及其江淮地区的特殊地域关系，实现对当地的有效控制。

至于桓郁在章帝时期仕途未能更进一步，反倒为章帝略有疏远，这与章帝在位时期窦氏家族崛起有关。章帝即位后，他采取措施“为弥缝阴、郭两家的矛盾，纳郭氏集团成员窦氏之女为后”。

由此以来，地域之间、外戚集团之间的矛盾得以暂时缓和，龙亢桓氏家族的特殊作用便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于是，桓郁所担任的禁中要职便被势头日盛的窦氏家族成员所取代。不过风水轮流转，由于龙亢桓氏不属于有郭氏势力色彩的窦氏外戚集团，且与阴氏集团的历史渊源和特殊关系也并未结束。

永元四年（公元 92 年），愈发不满窦氏擅权的和帝，“倒向阴氏集团”，还趁机将窦氏“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桓郁非但未受牵连，反而“代丁鸿为太常”，官至九卿，迎来仕途生涯的巅峰。

总结：

东汉前期，历经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和和帝政治，是东汉王朝的崛起与鼎盛时期。龙亢桓氏家族便于此时崛起。桓荣、桓郁父子开创龙亢桓氏家族的背后，既有家族自身先天的经学背景和地域优势之因，更有东汉前期政治发展演进带来的历史机遇因素。

此外，龙亢桓氏自桓荣一代崛起开始，桓氏家族自身便逐渐形成了欧阳《尚书》家学，亦逐渐形成了文儒慎行的为政作风，并紧紧依附于东汉皇权政治的庇护，代为帝师，备受恩宠，对家族后来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