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森战争除了使萨克森人逐渐基督教化，政治上也逐渐加洛林化。赫尔穆特·鲍曼（Helmut Beumann）认为查理曼发动萨克森战争主要的动机是政治，是为了征服萨克森人这个“麻烦的邻居”，萨克森人的皈依只是偶然。

萨克森人的皈依当然不只是偶发事件，查理曼和法兰克教会花费了许多来推动萨克森人的基督教化，但查理曼最开始的目标里，宗教所占的比重确实不大。萨克森人不是被查理曼打败就能顺利地完成加洛林化，政治上的融入加洛林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各种措施的推动。

1.贵族优待与通婚

查理曼对萨克森地区的政治整合最重要的手段是利用归顺的萨克森贵族统治萨克森，虔诚者路易上台后也继续任用萨克森贵族治理萨克森。“加洛林王朝在萨克森统治的关键是对原有权力结构的利用：征服前统治萨克森的家族被招募来统治征服后的萨克森，不同的是，他们现在是加洛林王朝的官员，他们的地位归功于加洛林王朝的慷慨。

合作是通过无情的奖惩制度来执行的，忠于加洛林王朝的萨克森贵族有望维持甚至扩大他们的土地和影响力，他们被任命为萨克森的伯爵，并在自己的领土上享有广泛的权力。那些继续反抗的人则相反，会冒着失去他们的财产的风险，眼看着这些财产被重新分配给他们更愿意合作的同胞。

赫西没有儿子，他的长女吉斯拉嫁给了一位萨克森伯爵安万。吉斯拉的儿子伯恩哈德（Bernhard）后来也获得伯爵爵位，这一切都源于赫西对查理曼的“忠诚”。另外也应该注意《圣留特博佳传》中通篇都没有提到赫西“奥斯特法伦人首领”的身份，赫西只作为萨克森人出现，对于赫西的后人而言，“奥斯特法伦人”已经不具备任何意义，他们只认可自己“萨克森人”的身份。

除了赫西，还有威杜金德也得到了查理曼的厚待，《圣女伊达传》则记载萨克森贵族艾克伯特被查理曼封为伯爵，封地在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艾克伯特家族后来控制着柯维修道院，在841年的诸子内战中是日耳曼路易的重要支持者。赫西、威杜金德和艾克伯特三位萨克森人首领的家族史，大概反映了查理曼对萨克森统治措施，历史也证明，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

查理曼在战争期间占领了大量萨克森的土地，804年的移民除了将易北河以北赐给了奥布德利特人，还有威悉莫迪地区空了出来。但查理曼并没有将这些土地全部占为己有，而是将大多数赐还给向他臣服的萨克森贵族，其中土地也是重要的用来贿赂的资源。《圣利波里遗骸迁徙记》记载了那些获得土地的人热切地接受基督教。因此在萨克森战争后，查理曼乃至查理曼的继承人虔诚者路易在萨克森地区占有的资源并不多。

小路易（Louis the Younger）被任命为萨克森、图林根和法兰克尼亚国王后也很少前往萨克森。王权在任何地区都是以王室占有的资源为基础，而在萨克森，加洛林家族缺乏资源。加速萨克森上层与加洛林贵族合流的另一重要措施与萨克森贵族通婚。这并不是查理曼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墨洛温时期，王室已经开始与萨克森人通婚，出现了出身萨克森的王后。

加洛林时期，扩大了萨克森贵族与法兰克贵族之间的通婚，贵族之间错综的姻亲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政治取向。日耳曼人路易的王后赫玛（Hemma）的母亲是萨克森人，她与柯维修道院住持瓦林的祖母是姐妹，这一姻亲关系，为日耳曼人路易在840－843年的内战中取得萨克森贵族的支持有着重要作用。

2. 人口流动与置换

除了优待归降的萨克森贵族，萨克森与法兰克之间的人口流动对于统治萨克森地区，实现萨克森人政治上的归化、认同有着重要作用。人口的流动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收缴人质，二是人口置换，即萨克森人口外迁和法兰克人迁入萨克森地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中记录了772年、775年、778年、779年、785年和794年萨克森人向查理曼献人质，主要有投降并宣誓效忠和战败两种情况。

有人质在法兰克的部落与之后叛乱的部落并不相同，但法兰克史家仍在年代记中指责萨克森人罔顾人质的性命背叛加洛林，文本中也未明确说明这些人质的命运。但面对分散的萨克森族群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人质政策的成效有限。如果人质所在的部落或者他们的父亲能够对查理曼保持忠诚，他们会在法兰克得到礼待。查理曼将其送到教会和修道院接受基督教教育，让其皈依基督教，其中包含着将来借助这些人质在萨克森人中传教的意图。这些出身萨克森贵族的人质接受了长期的宗教教育，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圣利波里遗骸迁徙记》记载了一位名为豪斯玛尔（Hauthumar）的萨克森人，他幼年时期作为人质被带到法兰克，安置在维尔茨堡（Würzburg）修道院，之后回到萨克森成为了帕德博恩的第一任主教。这些人质成长于法兰克，不仅宗教上接受了基督教，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都认可自身加洛林帝国臣民地身份，返回萨克森会这种思想贯穿于他们对萨克森地区的统治中，也影响着其他萨克森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仅萨克森人向查理曼提供人质，查理曼也向萨克森人提供过人质。比如前文提到的775年查理曼与威杜金德和阿比交换人质。虽然在年代记记载中人质大多都是作为屈服的象征和保证，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在这两个例证中，人质更像是一个特殊的担保物。利用人质来获得有限的短期承诺，这类承诺比无限期赠款更不容易受到变化环境的压力，因此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人口置换也分为萨克森人口外迁和法兰克人口内迁两种方式。关于萨克森人口外迁，《小洛尔施年代记》（Annales Laurissenses minores）记载了797年查理曼将萨克森地区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迁入法兰克王国内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则记载了804年查理曼将一批萨克森人迁入法兰克王国内部, 《摩萨克编年史》中也有记载，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进一步描述了查理曼将易北河沿岸的萨克森人分批迁入高卢和日耳曼各地，数量达万余人。

将萨克森人分散迁移至法兰克王国各地，是查理曼有效控制萨克森地区的重要手段，除了上述两次，其他小年代记中也不乏记载。这一措施主要针对萨克森人中相对较为顽固的反法兰克部落，比如易北河沿岸威悉莫迪地区，该地较为偏北，与斯拉夫人、诺曼人相邻，加洛林帝国对此地控制力稍弱，如果继续放任诺德留德人在在这里，可能存在隐患，将诺德留德人内迁，一劳永逸。

有学者在分析中使用“驱逐”（deportations）一词，认为查理曼通过驱逐不安分子的方式实现了地区和平。查理曼没有选择在整个易北河地区推行法兰克统治，而将易北河之外的土地赐给奥布德利特人，选择一个亲法兰克的族群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奥布德利特人虽然是法兰克人的盟友，但他们并不是基督徒，除了789年阿尔昆（Alcuin）曾写信建议向斯拉夫人中的威尔兹人和温兹人（Wends）传教外，查理曼统治时期并没有向斯拉夫人传教的尝试。

将萨克森人分散内迁，一来可以借助王国内部的力量将其牢牢控制，二来也能够降低其联合并煽动其他部落反抗法兰克的可能。萨克森人内迁空置的土地查理曼要么赐给亲法兰克的奥布德利特人，要么分封给法兰克贵族，萨克森地区反抗法兰克统治的难度越来越高，并且“这种大规模驱逐会‘动摇萨克森的社会结构’，影响所有萨克森剩余的居民，降低他们联合起来反抗法兰克人的能力和意愿”。

法兰克人口迁入萨克森地区主要是通过君主将萨克森某地作为封地分封给法兰克贵族，查理曼、虔诚者路易都曾这样分封。受封的贵族往往会从法兰克王国之内带去大量人口。从国家层面进行法兰克—萨克森人口迁移的情况笔者目前尚未找到直接史料证明。

841年加洛林诸子内战时期，争夺萨克森地区的主要是罗泰尔和日耳曼人路易，因此萨克森地区的贵族也分为两派分别支持罗泰尔和日耳曼人路易。支持罗泰尔的主要是被分封到萨克森地区的法兰克贵族，也包括部分萨克森本土贵族，日耳曼人路的支持者则以萨克森本土贵族为主，这也使得萨克森本土贵族中也分为了两派。

萨克森贵族分为两派是因为罗泰尔和日耳曼人路易的内战，其效忠的对象不同，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对立面，这一情况另一方面也表明萨克森贵族与法兰克贵族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是加洛林君主的臣属，他们很好地融入到了加洛林的政治之中，在政治斗争中与法兰克贵族充当着同等作用。战争必然伴随着杀戮，查理曼对待萨克森人绝不是温情的，除了正面交战中丧生的战士，萨克森人多次被查理曼大规模屠戮。

3. 政治经济封建化

萨克森战争前的萨克森社会尚处于较为初级的状态，随着加洛林统治在萨克森地区的扩展，萨克森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逐渐加洛林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萨克森族群本质上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马克洛大会作为萨克森人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其唯一可以联系所有萨克森部落的纽带。被取缔之后，萨克森人缺失了合法串联的途径，削弱了萨克森人整体联合反抗法兰克的可能性。

《萨克森地区敕令》的内容总体上以禁止萨克森人的异教信仰和行为，令萨克森 人皈依基督教、遵守基督教规范为主，共有20款涉及宗教事务剩余14款为刑事、 民事方面的规定，其中有6项条款涉及“伯爵”(comes, count)，这意味着查理曼在780年左右已经开始往被征服的萨克森地区分封伯爵，无论是将法兰克贵族分封至萨克森，还是将投降的萨克森贵族封为伯爵，这都表明查理曼已经在萨克森地区推行加洛林式统治，将法兰克的政治体系向萨克森地区移植。

“领主”（dominus, lord）是典型的法兰克封建关系中的概念，萨克森社会中虽然也有弗里林/自由人，拉兹/半自由人和奴隶的存在，但除奴隶外，其他二者与贵族之间的地位差距并不悬殊，也不曾在文献中有记载萨克森社会中存在领主—附庸关系。查理曼通过立法明确了向萨克森地区移植法兰克式封建依附关系的合法性，开始了萨克森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