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屈芳芳：洋湖凼边杨砌匠

洋湖凼边杨砌匠

文/屈芳芳

那是1963年，秋天里的一个场景。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洋湖凼边秋夏大队的斗杨屋场，有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布满稻茬的田间啄食。田边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序地排列着一块块立起来的土坯。一个13岁的少年，背对着田畴，双手握着铁锨，弯着腰，使劲地搅拌夹杂着稻秸秆的田泥。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掉落下来。即便只穿着一件白汗衫，背部也被汗水浸湿了一大块。小伙子有着一头浓密微卷的黑发，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

这个小少年叫杨喜桂。其父杨良细当时是秋夏大队的治保主任。杨喜桂年纪小，力气却大。13岁就相当于一个“全劳力”。当田泥拌匀后，杨喜桂就拿起坯斗脱坯。只见他握紧拳头捣实坯斗里的田泥，直至整个坯斗的泥被磨平。然后洒上水，一个坯就完成了。土坯脱成后，杨喜桂把它搬到太阳底下晒。

数月的时间，杨喜桂凭一个人的力量完成了一个浩大的工程：在父亲的房子旁边砌了一层半的土坯房，房子是十多平米。那一天，其父杨良细破例赞赏了他一番。母亲王氏看着这一杰出工程，对儿子说：“喜桂呀，咯房子就做你以后讨堂客的新房好咯。”杨喜桂害羞地低下了头。

16岁那年的春天，杨喜桂在屈祠堂观看秋夏大队的宣传队搞演出。当他看见台上有一个年纪跟他相仿的女孩在跳《白毛女》时，心头一颤。女孩身材苗条高挑，细眉细眼，在台上蹦蹦跳跳，活泼、出众。演出完毕，杨喜桂便问家住田心屋场的老书记屈家宣：“咯是哪屋妹姬？长得蛮好看咯。”屈家宣看出面前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年的心思，笑笑说：“看上了？要不帮你做媒？”杨喜桂脸红地跑开了。

杨喜桂当时是秋夏大队公认的美少年，人也聪慧、勤劳，就是不大爱说话。碟子塘凌家有两个女儿，都看上了他。凌氏三番五次托人做媒，都被杨喜桂父母婉言拒绝。因为其父杨良细曾经问过杨喜桂：“咯凌家屋里条件还不错，乃崽，你看吗样？”杨喜桂摇摇头，不回答。

有一天，老书记屈家宣跑到杨良细屋里，笑盈盈地说：“老杨呀，你治保主任是当得好。细尕子的那点心思却没有看出来。”杨良细不解，看着屈家宣，满脸疑惑地说：“老书记呀，有吗子话，您啷个就直广。”“喜桂看上田心屈孝纯的二女嗒。”“咯样呀，那您啷个就‘成人之美’帮忙做媒咯。”听到这个好消息，杨喜桂激动得几夜没睡好觉。就这样，由屈家宣做媒，把屈三春介绍给了杨喜桂。因考虑到两人的年纪都小，双方父母让他们先订婚。

过年时，杨良细就准备一包糖封子和两斤肉，要杨喜桂给未来的岳父屈孝纯去拜年。一来二往，屈孝纯发现该小伙孝顺、勤劳、肯吃苦。于是有一天，喊杨喜桂过来谈话：“我看你是个做事舍狠的人，要不跟我到衡阳筷子洲去钉船？”杨喜桂听了，当场激动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屈孝纯的钉船手艺在衡阳地区是数一数二的。能拜他为师，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现在，人家主动找他，收他这个徒弟，他能不开心吗？

1969年春，杨喜桂兴高采烈地跟在屈孝纯身后，从洋湖凼古渡出发，坐着小划子来到衡阳市青草桥边的筷子洲。在船厂里，杨喜桂学会了刨木板、锯梁、拼装、给船上桐油。同年冬月，县里征兵。村里的屈敬庚慌慌张张地跑到筷子洲，告诉杨喜桂：“县里要征兵哒，你爷（ya）要我喊你快回去。”那一年，杨喜桂快20岁了，正好符合当兵的年龄。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一好机会。

入伍那天，屈三春陪杨喜桂来到衡阳县城。在县委会门口，排列了几辆军用车。屈三春依依不舍，默默地低着头。一向沉默寡言的杨喜桂也不说话。车子快要开动时，杨喜桂丢下一句：“等我回来。”便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途。他入伍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同年，屈三春作为积极分子被安排在秋夏大队当妇女主任。

在部队里，杨喜桂和战友们常年住在船上。他们的家就是船，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一个连，三十一个人，七排炮，大家的日常就是巡逻、护航等。船上一年四季酷热，甲板上常常有几十度。因为天气太热，杨喜桂夜里经常被热得睡不着。以前跟岳父屈孝纯学来的上油手艺没有丢，他趁战友们都酣睡时，一个人默默地拿起一把刷子给生锈的船舷刷漆。因为这样，杨喜桂被部队授予嘉奖一次。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屈三春时，更激起了屈三春的工作积极性。

按当时部队的规矩，军人可以四年探一次家。四年里，两人书信往来密切。也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你侬我侬，其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会永远等你。”

1974年冬月，杨喜桂回来探家，双方家庭的老人商量着早点把两人的婚事办了。

春节前，屈三春高高兴兴地从家里抱起一床棉花絮被和一床麻纱蚊帐，从田心屋场走过一条陇，跨过几道圳坎，来到斗杨屋场，两人就算正式结婚了。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鼓声，也没有热热闹闹的酒席场面。就为那句话：“我永远等你。”婚房是1963年杨喜桂独自一人砌的那间土坯房。

1975年杨喜桂退伍回家。婚后，小两口的生活艰苦却幸福。杨喜桂不甘心在家里种几亩田，找到秋夏大队的建筑队队长傅恒生学砌屋。

起初，傅恒生只准杨喜桂干搬运，装饰，搭架，车架等出力活。每天开工前，还要求他把料准备好。下工后，要求他把场地收拾干净。一段时间后，杨喜桂不高兴了，拉长着脸，对傅恒生说：“傅师傅，您啷个不晓得我以前砌过土坯屋吗？天天做些咯事。嘛时候叫我做点正事？”傅恒生听了，哈哈大笑几声，说：“喜桂呀，你莫着急。既然跟我学，就要从零开始。”杨喜桂点了两下头，觉得师傅说的有几分道理。

后来，杨喜桂在傅恒生的指点下学垒石头和砖。当时，在农村砌屋，是很危险的。一面单土砖墙要砌六、七米高，没有脚手架，也无任何防护措施。杨喜桂和师傅傅恒生站在新砌的单墙上接地面上抛的笨重土砖，用一根绑了钩子的绳索提灰浆，墙砖也是砌一块退一块。学满三年，杨喜桂就出师了，还是在傅恒生的建筑队干活。

那时候，大队实行“工分”制，即每个劳力出勤天数，根据能力大小评出每日的工分。到了年底，大队把粮食换的钱，副业项目挣的钱，按工分兑换现金。

杨喜桂做事舍狠，砌屋时，每天可以拿“满工分”。年底时，大队将其挣的“工分”，换成现金发给他。杨喜桂高高兴兴地拿着一沓钞票如数交给屈三春。屈三春一边数着钱，一边绵言细语地说：“你自己不留几块钱抽烟？”杨喜桂盯瞅着屈三春的眼睛，故作生气地说：“不要算哒，来，我拿走。”

改革开放以后，秋夏大队的建筑队也散伙了。随着钢筋水泥等建材进入乡村和专业建筑队伍的大量涌入，许多村民都盖起了红砖房。杨喜桂就改行砌红砖。由于杨喜桂手艺精，人舍狠。七里八乡的村民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去砌屋。左一句“杨师傅”，右一句“杨师傅”，喊得杨喜桂心里乐开了花。

做久了，名声也来了。渣江、西渡、衡阳，乃至云南的一些建筑老板都喊其去帮忙砌屋。

60岁生日那天，杨喜桂三个子女对其说：“爷（ya），莫砌屋哒。我们又是养不活您啷个。”“是呀，万一摔哒，吗子办？”在子女们的轮番劝说下，杨喜桂默默地抬起头，不说话。

起先，杨喜桂和老伴屈三春跟儿女们住在昆明。快满70岁时，他硬要回老家斗杨养老。即便古稀之年，身子却硬朗。在乡下种了几亩田水稻、油菜，还种了很多蔬果。

春节期间，子孙们回老家跟两位老人一起过年。老人自豪地对儿子和媳妇说：“今年收成好，种吗子有吗子。”“不是干旱吗？菜冇干死？”儿子杨勇问。“冇呢？你爷（ya）是个能干人。”老伴屈三春在一旁搭话。“还想砌屋不？”杨勇开始调侃父亲。“老了，奈不何哒。”老人端坐在阶基边，一双深凹的眼睛定定地看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