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期，汉朝对匈奴政策上的重新调整，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武帝时期在汉匈战争中取得了绝大多数的胜利。但在武帝后汉匈关系出现反复，意味着汉朝一时似乎取得了对匈战争的胜利，但并未真正制服匈奴。

不拒不强

汉宣帝的对外政策显然在汉匈之争中是非常成功的，他联合西方的乌孙国，降服北方的匈奴，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把西域也纳入到了西汉的政治版图之中。

汉宣帝在处理与匈奴的制度问题上展现了超高的智慧，他对匈奴所采取的“偃文兴武”的政策更是成功使北方周边得到了安宁与稳定，“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从侧面也反应出了中原与匈奴关系的和缓。而正是这一政策让匈奴在东汉分裂后彻底丧失了对中原政权的威胁。

臣而不名

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匈奴势力因内乱而大幅度削弱，这使其在与中原角逐之时处于明显的被动落后之局势。因此彼时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决定与中原化干戈为玉帛，坚决奉行“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统一政策，并且呼韩邪单于率先向汉宣帝发声，称其自愿归顺汉朝。这一重要先声自然是和匈奴单于呼韩邪以及大汉的中兴之帝汉宣帝刘询，这两位决策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58年），由于匈奴内讧连起，短时间内形成五单于争立局面，因此势力逐渐衰弱，在“逐鹿中原”中力不从心，明显处于下风。单于呼韩邪于是实施“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对汉妥协政策。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单于呼韩邪亲自来到汉朝的都城长安拜谒汉宣帝，呼韩邪单于亲至汉朝奉珍宝朝拜，宣帝在都城长安接见并待以厚礼，同时也规定了匈奴王之位在诸侯王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原让而不臣。”萧望之据“戎狄荒服”之古训，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原让而不臣”。

匈奴来臣服汉朝，汉朝并不信以为真，“臣而不名”，即匈奴“称臣”但汉朝不给匈奴封号，不封正朔，既不承认匈奴臣属国的关系，也并不册封匈奴土地，以“客礼”待之。匈奴自身也并不使用汉朝的年号，双方并不是藩属关系。

汉匈双方是处于敌对和藩属之间的微妙的客礼关系。汉宣帝听从萧望之议，下诏曰:“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匈奴分为南、北两部是在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愿意归附中原汉朝，奉行“事汉则安存”政策。西汉末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郅支单于将呼韩邪单于打败，为了保存自身实力，呼韩邪单于不得不向中原寻求庇护，并且为了取得汉王朝的信任，派遣其儿子作为质子在汉朝都城生活，且呼韩邪单于对汉宣帝“称臣”。

汉元帝时期呼韩邪单于率领其部落众人在五原西部屯居，而后有辗转迁移至云中，美稷，朔方，定襄，雁门一带，因而在历史上称这一部分的匈奴为南匈奴。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的首领率领部众大举西行，而南匈奴作为隶属于汉王朝的蕃部将北方草原掌握在了手中。

至此，汉朝利用南匈奴部落来充实周边，使其成为中原北部的防线。自古以来联姻就是保持双方制度和平与密切的重要手段之一，呼韩邪单于也概莫能外，他向汉元帝提出了和亲的请求。到了东汉明帝时期，北匈奴的势力有所恢复，对中原周边不断侵扰，并形成了威胁之势。因此在明帝、章帝、和帝时期对北匈奴都进行了武力讨伐，北匈奴因此受到重创。

匈奴的南北分裂给中原汉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汉王朝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对于臣服的南匈奴极尽收买笼络之能事，不仅设置了护奴中郎来护卫南匈奴的首领，而且许以钱财粮食笼络人心，从而达到了密切监视北匈奴，进而牵制其动向的目的。

综上所述，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以来，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后，中原决策者对于匈奴的处理办法变得更加灵活宽松。基本形成了形式上的客礼，实质上政治对等的汉匈客礼关系。在此之后的东汉时期，汉朝又反复使用武力想彻底让匈奴臣服于汉，可是此法仍旧失败了，此时，汉朝对客礼制度的重要性又赋予了新的含义。

汉对匈奴的民族政策经历了反复的试验，汉武帝时对匈战争大部分都赢得胜利，但是却没能完全制服匈奴，把匈奴变为自己的藩属国或纳为郡县。这是由于匈奴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政治组织结构和文化方面与汉王朝的差异性所造成的结果。从匈奴的视角来看，客礼制下的“伪朝贡关系”也让匈奴有许多收获。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

基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大体呈现出以东南部的为主农耕文化和以西北部为主的游牧文化两大经济文化类型。由于地理上接壤，周边游牧民族与中原制度密切、交往频繁，因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交流碰撞一直伴随着中原古代历史发展。

具体体现为：交流与依存、频繁的军事冲突、统治与被统治、统一与分裂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文化的分布具有地域性，同时决定了中原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关系的基础是经济上的互补性。

从长期来看，两种民族互补制度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一个动态变化的趋势。究其原因也是由不同自然环境下生计方式的差异性所造成的。由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主要存在互市贸易、朝贡贸易以及战争这种非正式的互补制度。

游牧民族通常也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善于骑射，“逐水草而居”，相对于中原汉地来说，战争的成本通常较小。在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涉过程中常处于上风。

为了应对这种入侵，中原王朝修筑了长城进行防御。这样一来，匈奴等周边骑兵的侵入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了。此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战争次数减少，但战争规模反而变大了，战争代价也相应增大，这意味着伤亡数量及残酷程度增加了。

其实在此之前，在没有长城防御的情形下，游牧民族经常组织小规模游击战，利用骑兵灵活快速的优势对中原王朝周边发动入侵。根据《汉书》记载与匈奴军队交涉颇深的北地都尉韩安国的描述：“至如猋风，去如收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匈奴入侵和撤离行动迅速。而且常常是“攻城屠邑”。

大肆侵略完成后，则火速离开，避免与汉朝派遣的军队发生冲突。从汉来看，举措太难。晁错认为:“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原贫苦而民不安矣。”

游牧民族南下对中原地区的战争，一般都集中在秋冬季，匈奴在此时发动战争的原因是秋冬季牧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并不会格外紧急，马匹膘肥体壮，可适度集中于战争之中。汉与匈奴的关系既有武力冲突也有相互交融和经济往来，比如建立贸易互市、通婚还有朝贡体系的共同筑立等，双方之间有界限也有依存。相对于中原的其他边疆地区，东北部遍布山地、草原、丘陵和沙漠，活跃着以渔猎和畜牧业为生的游牧民族。

由于东北地区地势平坦缓和，适于骑射，部落力量之间可相互凝聚在一起，也容易形成较大的政治力量之间的联合统一。因此，中央政权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斗争上并不总处于优势地位。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北方少数民族都是处于进攻的一个状态。中原政权一直以来占据的优势，则是文明程度更高的文化传承。中原政权为了防范来自北方民族的威胁，宁可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去修筑长城。虽如此，有了长城作为阻隔，中原与北疆的联系也还是格外的紧密。

总的来说，中原王朝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体系。属于政治范畴的手段有：和亲、羁縻、结盟、朝贡等；属于军事范畴有：征讨、占领、驻屯等。这些举措使得中原统治政策能深入西南周边民族国家，从而促进当地的发展与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