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说的是谁的故事呢?

在《战国策·赵策一》中有这样一段话,晋毕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说，去而就智伯，智伯宠之。及三晋分智氏，赵襄子最怨智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智氏之仇矣。

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描述该故事的:

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智姓家族的地盘，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冒充为罚作苦役的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豫让。

但豫让后来的做法让人大吃一惊,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

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

但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算不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也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最痛苦最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

一日,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捕获豫让，于是杀了他。

这是一则很有名的故事，也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传世名句,它是资治通鉴在追叙三军分晋时，所安排的一支序曲，也是全书中所写的第一个刺客故事。这个故事首先见于《战国策》，复见于《史记-刺客列传》。虽然故事大体内容一致，但司马光的取舍却与这两种大有不同。一是删去了“智伯国士于我，我故国士报之”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记载，二是删去了豫让被捉住后，请求赵襄子脱下衣服让他对着衣服刺杀，以从形式上满足替智伯报仇之意的叙述。

司马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删减呢？大概意在突出君权的神圣。在春秋战国的割据时代，王纲解体，诸侯林立，士人朝秦暮楚，有着择主而侍的极大自由，关键是看诸侯怎样待士，即是否是士人的知己。如果是知己，哪怕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但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特别是汉唐以来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得到了加强。君权神圣已经成为信条的时候，世人已只有臣服朝廷的义务，不再视君王为知己了。虽然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知己之交也还存在，然而也以忠于朝廷为依归。所以司马光从宋代的现实需要出发，避开了豫让的谋杀动机的叙述，也不给豫让以形式上报仇的机会。这样处理突出了赵襄子的机警和明智，维护了人臣不得犯上作乱的信条。

既然司马光意在维护君权，那么他写豫让又是何意呢？看来目的是为了突出一个“忠”字。但是透过这个忠字，我们隐隐的感觉到了司马光内心的矛盾。因为他已经认定智伯才是“才胜德”的小人，对其灭亡并没有丝毫的同情。然而他对豫让效忠智伯，不惜自残形体以报仇的义气，又由衷的加以赞美。这种矛盾既是司马光思想复杂性的反应，也是生活复杂性的一种表现。

为人处事当然需要忠诚和忠贞不二，但是人际关系却是复杂的，恩恩怨怨有时候很难以分明白。豫让忠心为主，抽象的说，这合乎传统的仁义道德，也不违背君权至上。司马光的肯定大概就是建立在这种抽象认识基础之上的。不过抽象往往解释不了实际的存在，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豫让的忠和不肯背信弃义，我们当然不必去严加苛求。然而忠也需要看对象，因为有恩于我，我就不分黑白地为之效忠，应该说是愚蠢的。“臣罪该诛兮，天子圣明”，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惨遭杀身之祸，却仍然视昏庸之主为圣明，这种在封建社会中出现的畸形现象，难道还值得去继承和发扬吗？为了讴歌皇权而宣扬愚忠，这是司马光思想保守的一种表现，不足为训。

说豫让是愚忠，当然有些过分。因为他并不愚，他待人处事也有明确的标准，而且胸怀坦荡，不搞阴谋诡计。他的悲剧在于只从个人思想出发，而不从大节上去判断是非。他效忠的主人是小人，那么他的失败就是咎由自取，为小人复仇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为这样的人去死，自然也就是轻如鸿毛。

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忠义大概都不会过时，但是需要懂得识大体，讲是非，明大节。

附资治通鉴原文: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 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