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川镇的成立，促进了剑南节度什么发展？

大家都知道，唐高宗、武则天以来，唐王朝的对外战争由进攻转为防御，特别是与吐蕃战争的胶着，迫使唐王朝在边境开始设置军镇驻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大的军区，进而形成了节度使体制。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在边境地区一共出现了九个节度使。

这些节度担负着各自的任务和防御对象，构成了不同的军事格局。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乱起，天下大乱，但并没有直接波及到剑南地区。面对安史叛军的凌厉攻势，唐玄宗选择了入蜀避难，此外亦有大量士庶避难蜀地。继而激发了矛盾，另一方面在剑南发起进攻，从至德元载（756）起，相继攻占了嶲、松、维、保等州。南诏也趁火打劫，协同吐蕃发动进攻。

当然，剑南地区毕竟不是河西与陇右地区，这里仍保持着相对强大的兵力，面对吐蕃的进攻，唐朝还是进行了坚决还击。在内乱和外患交织的局面下，唐王朝对剑南的政策出现了摇摆，时而将其一分为二，时而将其合二为一，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最终在大历初年才将分治的局面固定下来。这在唐朝分割藩镇的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

西川通过分割剑南节度的方式而产生，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有研究。赖亮郡认为，分剑南道为西川、东川是唐确保控制四川的有效措施。他对西川、东川分合的过程做了研究，但略显简略。吕亮弯则认为，西川的分置是玄宗、肃宗父子权力斗争的结果，肃宗的取胜促成了剑南分为西川和东川。吕亮弯一文没有注意到剑南道反复分合的复杂性，其归纳的原因仅是剑南第一次分置的原因，却充作了几次分合的原因，有以偏概全之嫌。

剑南节度设置和发展：

开元五年剑南节度使正式设立后，一般由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任，但也有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不兼任节度使的情况。四川广元千佛崖韦抗造像碑记韦抗所署官衔云：“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此是韦抗第二次任职剑南时的题名，时间在开元十年，韦抗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任按察使，并没有兼任剑南节度使。益州长史除兼节度使外，也还会带其他使职。

开元十三年，时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敬忠除带剑南节度使一职外，还兼带了“本道采访经略大使”一职。《青城山常道观敕并表》碑阴记其署衔云：“左散骑常侍、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节度大使、摄御史中丞、本道采访经略大使、上柱国张敬忠。”宋之悌在开元十六年到十八年在担任益州长史、剑南节度时也兼任采访使。另外，开元二十年，卢从愿担任益州长史时也曾兼有采访使一职。

李敞《唐故范阳卢君（重）墓志铭并序》记载：“高叔祖从愿，皇朝吏部尚书、东都留守、西川采访使。高祖巨源，皇朝朝散大夫泉州司马。”志主葬于大中十四年墓志写作于此时。墓志撰写者距离开元时已远，对开元时东西川尚未分置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所以才将卢从愿的官职写成了西川采访使。

从开元十二年到开元二十年共有七人担任剑南节度使，其中张敬忠两次出任该职。而张守洁、裴观及张敬忠第二次任职剑南时是否兼采访使一职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三人中必有人带有这个使职。可见，剑南节度使兼带采访使已经常态化。

目前学术界对开元时期十五道采访使设置的时间还存在很大分歧。主要有开元二十一年设置说、开元二十二年设置说。在这些研究者中，一些学者注意到在此前唐朝设置过采访使，如池田温在关注这些采访使后认为，开元二十二年前出现的采访使为监察使职，二十二年后出现的为广域地方官，两者有别。罗凯在考察了开元二十二前出现过的采访使后，推测“采访使”即“按察使”之别称。

但他们都没有关注到剑南道从开元十三年到开元二十年设有采访使的情况。即使如罗凯所说，“采访使”为“按察使”之别称，然按察使在开元十二年五月就已停废，一直到开元十七年五月又才复置。这无法将开元十三年张敬忠所带“采访经略大使”认定为“按察使”。

开元二十二年，唐王朝正式在全国设置十五道采访使。《册府元龟》提供了各采访使的具体姓名及其本官。其中尹一名、刺史七名、都督二名、长史三名、京官两名。由其结构来看，多为地方官担任，不同于以往按察使多由京官担任的情况，这表明采访使与过去所设大使的实质不同。采访使已经拥有人事、行政、治民、简兵、刑政、推行文教风俗等大权。

在这份名单中，还有三人以节度使或经略使身份兼带采访使，其中剑南道采访使由益州长史、持节剑南节度副大使王昱担任。表明在这些地区，军事、行政已开始出现一体化趋势。笔者还注意到，其他地区节度使并不一直兼任采访使，而剑南道除了王昱在开元二十六年再任时的情况不明外，一直到乾元元年废采访使为止，剑南节度使始终兼任采访使，显示出剑南地区军政合一已经常态化，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

不仅如此，剑南节度使还兼任山南西道采访使，号山剑西道。《新唐书·方镇表》记开始时间在开元二十二年。但开元二十二年到开元二十四年，担任山南西道采访使的是宋询，而剑南节度使是王昱、张绍贞和李尚隐，并没有剑南节度使兼任山南西道采访使的情况出现。

天宝五载，他以本官户部侍郎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颜真卿在天宝八载为郭虚己之子郭揆撰写的墓志更详细记录了郭虚己的官衔为“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长史、持节充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可证，郭虚己节度剑南期间，剑南一直领有山南西道。

其后的鲜于仲通也以剑南节度使兼领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天宝十载十月，杨国忠取代鲜于仲通任剑南节度使，一身兼数十个使职，但仍然没有丢下山南西道采访使一职，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其拜相后仍兼带剑南节度使及剑南、山南西道采访使。可见从开元二十七年到天宝十四载，剑南一直领山南西道，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唐廷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是为了集中两道力量，增强抵抗吐蕃、南诏的能力。

在剑南节度早期发展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即出现了军政长官地方化的倾向。首任节度使为齐景胄，他任职本地，对唐代官员任职时须回避本籍有所突破。剑南节度成立后，与其他节度相比，最早出现军政一体化趋势，节度使长期兼任本道采访使，并且从开元二十七年起，还兼任山南西道采访使，使军政一体格局形成。

同时，在剑南节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军政长官地方化的倾向。巴蜀地区士人一直以来不乐仕宦，不仅在中央任职者较少，在当地任职者也不多。愿意出仕者仅限于几个家族，天宝年间有鲜于家族，其后还有严氏家族，很难在地方凝结成地方军政集团。其次，由于势单力薄，剑南地区的这些家族要求发展，往往依附于中央的高级官僚。

就鲜于家族而言，鲜于仲通能登上剑南节度使的位置也是依附于杨国忠的结果，其弟鲜于叔明也是靠杨国忠辟为僚佐起家的。这决定了他们很难产生独立的倾向。

西川镇的析置：

西川镇的设立，是通过剑南节度的分置而成的，所以有必要首先关注剑南节度的分置情况。胡三省认为，至德二载收复长安后，严武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5不知道其有何史料依据。严武究竟在何时担任东川节度使，严武在至德元载担任京兆少尹，至德二载无迁职的记录，应该仍在京兆少尹任上，且乾元元年（758）六月，贬房琯、严武外任刺史的诏书中也提到严武的前任官是京兆少尹。2严武不可能在至德二载出任东川节度使。关于严武担任东川节度使的时间，我们将在后面论及。 再者，至德二载到乾元元年担任蜀郡长史的是卢元裕（正已），诸处史料皆记其带的是剑南节度使衔，3而不曾有带西川节度使的记载。 综合以上三点来看，东、西川之第一次分置不可能在至德二载，当在另一时间。

神道碑的记载表明，李若幽（国贞）参与了平叛，但为人中伤，使他被征入朝为殿中监。等他回到京师后，传来了段子璋(章)被平定的消息，因而受到皇帝召见及嘉奖。6在段子璋叛乱事件中，出现了至德以来第一个东川节度使——李奂，而段子璋本人也是以梓州刺史兼带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因此可以推断，在此前西川、东川已经分置，很可能李若幽上任时西川、东川尚未分置，他担任的是剑南节度使，而其离任前后，剑南已经分置为两节度，他又担任西川节度使。而史书、神道碑根据的是他不同时间的职衔，因此造成了分歧。

现存史料中也恰好有上元年间分置东、西川的记载。《唐会要·诸使中》云：“上元二年二月，分为两川。”卢求《成都记序》亦记：“上元二年，始分为东西川。”9虽一处给出了具体月份，一处没有，但年份都记在上元二年（761）。两川第一次分置时间就在上元二年。

元二年四月第一次出现了担任东川节度使的人物李奂，也出现了担任东川兵马使的人物段子璋。这里还有一个严武什么时候担任东川节度使的问题。严武在乾元元年受房琯牵连，出为巴州刺史。巴中石窟南龛87号龛造像记显示，乾元二年（759）正月时，严武仍在巴州刺史任上。巴中石窟南龛第1龛存《严武碑》，其记录了乾元三年(760)四月，严武由巴州刺史调任山南西道度支判官。

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乾元三年闰四月己卯改元上元。可见，严武担任东川节度使只能在上元后。当然，究竟严武担任东川节度使在前，还是李奂任职在前，目前尚无法断定。其二，与东川节度使对应的西川节度使职衔也是这时候出现，李若幽被称为西川节度使，其后的崔光远在任时也已称为西川节度使。

可证两川的分置就在上元二年，而不是至德二载。弄清了两川分置的时间，回过头来再看前人对剑南第一次分置原因的解释，那种认为是玄宗、肃宗父子权力斗争的结果的看法就站不住脚了。合理的解释是，安史之乱后，剑南道虽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叛乱事件频繁出现，在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的情况下，唐廷也担心剑南成为新的乱源，因此采取了分裂剑南来预防可能的动乱。

大历十四年，唐廷就是用这种方式结束了崔宁在西川的十二年统治。由此看来，唐廷在姑息中还是存在着力图控制的考虑。大历初年，杜鸿渐代表唐廷对剑南的处置还是相当成功的，旧史料中指责杜鸿渐在处理剑南问题一味姑息是相当片面的。对此，大家有什么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