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科举制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任官员的制度。它发轫于隋代，兴起于唐代。作为一种“选贤以佐治”的方式，它不但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封建国家的治理水平，而且还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缓和了阶级矛盾，保证了封建王朝在一定时期内的长治久安。

但科举制也并不是没有弊端，特别是在它初创的唐朝时期，由于各项配套制度不完备，它的弊端也就更加明显。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促进朋党的形成。

科举制是如何促进朋党形成的？朋党形成后又对科举制产生了什么影响？这还要从科举制产生的历史背景说起。

一.九品中正弊端大，科举取士寒门起

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主要靠“九品官人法”来选拔人才。主要操作方法是，各州郡分别选出一名在中央任职的本籍官员担任大小中正，大小中正根据自己的所知，对州郡人才按照九个品级来进行评品，吏部再根据中正的评品，来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

这个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大小中正基本都来自世家大族，所以他们在评品人才时自然就会向世家大族倾斜，从而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怪象。久而久之，世家大族就完全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权力。

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的弊端，隋炀帝正式创立了进士科，但还没来得及推广，隋朝就灭亡了。唐朝建立后，再次向社会推广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随之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

隋炀帝

相比于隋朝的进士科，唐朝的科举考试更加完善。在考试方式上，它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方式。“常科”每年举行一次，是当时最常用的考试方式，考试形式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主，一般进士科的考试内容难度比明经科大很多，故而录取率也要低很多。

“制科”又称“殿试”，一般由皇帝委任官员组织考试，最后结果由皇帝定夺。

自唐太宗之后，进士科在世人心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对此，著中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进士科虽然设立于隋朝，但是在唐高宗时期才开始成为世人心中出仕任官的主要途径，至玄宗时期，科举正式成为官方认证的入仕途径。”

科举制度的创立及实施，打击了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使得处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们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来向上层流转，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著名学者邓嗣禹就曾说：“至于有唐，一以考试为准绳，而后平民有参与政治之机会，阶级观念，赖以破除焉。”

二.“公卷通榜”问题大，门生故吏成朋党

但科举制在对唐朝政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朋党问题。

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曾说：“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清代学者赵翼更是把朋党总结为亡国六祸之一，自古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都对朋党讳莫如深，唐朝也不例外。

朋党的结成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血缘关系捆绑而成，二是以同乡关系联结而成，三是以师生关系勾连而成。说到师生关系，就不能不说到科举制。

与其他朝代不同，唐代的科举制盛行的是“公卷通榜”。所谓“公卷”，就是考生在考试前，将自己所写的诗文送至朝中的达官名儒手中进行传阅和评判，一旦打响知名度，考生就能在考试中得到额外的关照。

所谓“通榜”，在评定名次时，不按考生的实际考试成绩来评定，而是按考生的口碑声望来排定。

这两项制度的存在，使得唐代的知贡举也就是主考官，对科举士子的最终成绩有着很大的决定权，因此考生一旦成功中举，必然会对其感恩戴德、敬重有加。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每次科考成绩公布后，中举考生都要去拜见主考官的潜规则。

拜见礼之后，知贡举就会被尊奉为“座主”，是而中举的进士则会自称为“门生”，而同榜及第者们则互称为“同年”。“座主”对于“门生”的知遇之恩，“门生”对于“座主”的反哺之情，“同年”希冀于在官场上互帮互助，从而构建出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谓的朋党。

对此，明末清初时的大学者顾炎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

三.朋党把持知贡举，科举沦为附属品

科举制度促进了朋党政治的生产，但朋党政治又反过来腐蚀了科举制度。

牛僧孺

首先是影响了科举的权威性。唐代最著名的党争就是“牛李党争”。牛李党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前后持续了将近40年的时间。

在这四十年间，两党交替执政，使得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频繁更迭。

比如，李德裕任相时，他由于自己不是进士出身，所以就特别轻视只会写诗赋的进士，对进士宴游之习也非常地反感，所以他索性就规定，以后进士考试只考论议，不考诗赋；并且禁止知贡举与考生进行交往。

而牛僧孺不但出身于进士，而且还是文坛领袖，可以是科举旧制度的受益者，所以他任相后，就把李德裕废除的内容又改了回来。

李德裕

牛李两党的交替执政，科举改来改去，让众多学子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科举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甚至还直接影响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其次是影响了科举的公正性。朋党是因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而形成的。它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利用科举制度打压异己，是自己一党的，考得再差也可以录取，不是自己一党的，考得再好也中举无门，严重影响了科举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唐穆宗时期的长庆元年科考案。

唐穆宗

旧唐书记载说，唐穆宗长庆元年春，礼部侍郎钱徽掌当年的贡举。李党成员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分别向钱徽请托，要求钱徽录取由他们推荐的举子为进士，钱徽满口答应。但放榜之后，段文昌和李绅才发现，他们推荐的人，钱徽一个也没录，而录取的大多都是牛党成员。段李两人恼羞成怒，就将此事告到了唐穆宗那里。穆宗遂命中书舍人王起复试本届进士。结果复试之后，钱徽录取的十四名进士又全部落榜。

这十四人是否有真才实学不得而知，但一党主考，就全部及第，而另一党主考就全部落第，这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事，这说明朋党之下的科举制度已经没有半点公正可言。

最后是影响了科举的选贤功能。科举制的初衷，是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所以在唐朝前期，通过科举中举的进士基本都能得到重用。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朋党越来越把自己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广大学子们不论是考得多好，只要站错队，就永无出头之日。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李商隐和杜牧。唐文宗开成二年，李商隐在多次落榜后，终于在宰相令狐楚的举荐下考中了进士，由于令狐楚属于“牛党”，李商隐因此也被认作了“牛党”。不久后，令狐楚病逝，而政治敏感性不强的李商隐却阴差阳错地做了“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婿，李商隐的行为因此被解读成了对“座主”的背叛。不久后，李党失势，牛党执政，一身才华的李商隐备受排挤，终生未再得志。

李商隐塑像

相比李商隐，杜牧则要更为悲惨。杜牧极具政治才华，26岁时就进士及第，并很快就得到了牛僧孺的赏识，年纪轻轻就被提拔成了监察御史。但不巧的是，他在监察御史任上的直接上司就是李德裕。杜牧夹在两人中间，本想两头都不得罪，结果却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之后不论牛党得势，还是李党得势，杜牧本人都没能得势。

从李商隐和杜牧的事例可以看出，唐中期的科举制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选贤职能，彻底沦为了朋党政治的附属，最终导致中央政府无法再通过科举获得所需的人才，从而严重妨碍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也为唐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结语

科举制度的诞生，对唐代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它处在初创时期，很多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从而导致了朋党的产生。而朋党产生后，又利用科举制中的相关制度缺陷来为自己的“党派”谋求利益，使得科举制度的权威性、公正性以及选才性都受到了损害，并最终沦为了朋党制度的附属。

但站在历史角度看，科举制本身仍是有先进性的，所以宋代立国后，仍施行了科举制，但取消了唐代科举的“公卷通榜”制度，此后，科举制越来越完善，唐代那样的朋党之争再也没有出现。

参考文献：

《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