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多大影响？

印度佛教输入中国，不只是传播一种新的宗教，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巨大潮流，是古代中国人历时千余年、大规模地对于外来文化的吸纳，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佛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面貌，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受益匪浅。有一位外国学者总括说：“佛教是印度对中国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对接受国的宗教、哲学与艺术有着如此令人震惊并能导致大发展的效果，以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1] 概括说来，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佛教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僧团。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方外”组织的存在与活跃，对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印度学家查理斯·埃里奥特说： 佛陀的伟大实际成就，就是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僧团，一直存在到今日，其成员称为比丘。他的宗教之所以能够持久，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组织。

第二，佛教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信仰。中国人接受这种具有系统教理支持、以实现普遍救济为目标的新信仰，相当程度地改变了精神面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说： 他们把法律、宗教、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 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礼教建立在朴素“天命”观基础上，“天人之际”是古代思想、学术的基本课题。“天不变道亦不变”，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天命、天道决定宇宙和人事的一切；而“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决定天命的则是先验的道德原则。相信天，相信命，也就缺乏个人救济意识。而佛陀不仅为人们树立了修道榜样，他作为“导师”“医王”，更给人指引解脱、救济的道路和前景。佛教是个人救济的宗教。

第三，佛教作为宗教，以其丰厚的思想、理论内容见长，其教理、教义包含丰富、复杂而细致的哲理和极其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以关于佛教有“智信而非迷信”之说。佛教这种注重学理的特征在中土注重理性的传统中得以发挥，佛教多方面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 陈寅恪指出： 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这是说，佛、道（道家和道教）二教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发展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佛教尤其显著。

佛教在古印度形成，在南亚和中亚地区发展，近代学术划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几个大的段落，出现众多部派、学派，结集出千经万论，这是内容极其复杂丰富、异说歧出的庞大的学术堆积。具有高度理论水平和精密思维方式乃是佛教教理、教义的特征。中国人以弘通的态度全面地传译了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各学派典籍。相对于中国思想学术传统上更注重政治、伦理，佛教在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特别是有关人的心性等诸多领域提出许多新鲜概念、观念、思想，见解深刻，体系严整，论证严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僧俗在本土传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理论基础上，对外来佛教教理进行批判、分析，先是形成发达的义学师说，进而建设起中国佛教宗派，培养出一代代卓越的佛教专职人员。

第四，佛教教理、教义里包含丰富的伦理内容，具有重大普世价值，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中国伦理思想与原则。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受到欢迎并得以扎根和发展的重要依据。 近代德国神学家、思想家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论及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佛教时指出： 首先，这当然是大乘佛教的热情伦理赢得了中国人的同情……佛教那种慈悲伦理的崇高与内在性使他们陶醉了。佛教伦理自有其消极的一面，比如主张轮回报应，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宣扬“忍辱”，不抵抗“恶”，姿态显得过于消极；在人生取向上要求离俗、出家，采取虚无态度，不仅不合中国传统孝道，也不合一般社会伦理，等等。

但是另一面，佛陀的教义虽然要人“出世”，却又内含关注人生的热情，也多方面体现积极的入世精神。特别是发展到大乘佛教阶段，这种精神更得到发扬，其伦理的积极内容也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佛教本是在与婆罗门教相对抗、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婆罗门教实行黑暗、落后的种姓压迫制度。佛教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取消压迫和剥削，但其早期基本教理的“人我空”观念已内含人性平等意识，是与婆罗门教的种性理论相对抗的。

发展到大乘阶段，更明确主张“自证无上道，大乘平等法”，主张众生在业报轮回规律面前平等，接受济度的机会和可能平等，证得正觉没有高下贵贱之别而平等，等等。这是相当彻底的人性平等观念，是人类人性理论发展中的重大成就。这种观念全然不同于中土传统的等级人性论，传入中国即成为思想领域“平等”理论的宝贵资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在中国历史上曾是动员民众反抗阶级压迫的口号。基于这种观念，又主张对于一切“有情”无差别地慈悲为怀、关心与尊重。这也是极富于人情味、又具有实践意义的伦理原则，在中国加以宣扬，也造成广泛影响。

中国佛教在伦理层面突出发扬了大乘重现世、重人生践履的精神，要求“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大大消减了佛教教理本来具有的悲观、出世色彩。特别是佛教发扬慈悲、平等、施舍、护生、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等理念，历代佛教信徒救死扶伤、救荒济贫、救济鳏寡孤独、修桥铺路、植树造林、创办社会救济机构等善举，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环境保护事业中，往往成为创始的或主要的力量。这样，佛教伦理虽然有其消极内容并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但无论是观念还是实践又都具有重大普世价值，丰富了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对于社会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佛教有力地推进和丰富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工艺等领域的发展。在佛教滋养下，这些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积累下宝贵的遗产，成为后代可资借鉴的文化财富。 法国学者里奈·格鲁塞特称佛教为“东亚无与伦比的虔诚的和人格性的宗教”，并说这种教义“通过佛教艺术本身，它们赢得了民众的情感”。这就把佛教文学艺术看作它得以征服群众的主要凭借之一。 佛教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本来就具有优异、丰厚的文学传统。外来佛教作为文化载体，输入了印度和中亚的文学成果。大量汉译佛典具有浓郁的文学成分，其中包括纯正的文学（更多是富于文学情趣的）作品，被称为“佛教的翻译文学”。

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产物，这些作品具有迥异于中土传统的鲜明特征。被中土文人接受，实现两大优秀文学传统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外来的“翻译文学”在主题、题材、体裁、人物、情节、事典、语言、表现技巧和手法等众多领域给历代文人创作提供了广泛、丰富的借鉴。晋宋以来，历代优秀作家大都得到佛教的滋养，如谢灵运、沈约、王维、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王安石、黄庭坚、李贽、龚自珍、谭嗣同等，都是一代文坛宗主、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无例外地都热心结交僧侣、研读佛书、热衷佛说。佛教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这些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从历史发展总体看，在儒家经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环境中，佛教的宗教生活、宗教思想对于突破统治思想束缚又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佛教是推动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佛教是外来文化的载体。中国的佛教艺术，如石窟、塔寺等建筑，佛教雕塑、造像、绘画、书法等，取得了极其卓越的成就。中国艺术以佛教为津梁所吸取的，不只是印度和中亚的，还有远至伊朗、希腊的艺术成果。历代艺术家和工匠们积极地汲取、消化外来滋养，推陈出新，创造发挥，实现了中外艺术传统广泛、深入地结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艺术传统。

第六，也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一点，即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佛教在历史上又成为中华民族各民族间团结与融合的津梁，促进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也是与周边各国友好交流的纽带。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经过历史上长期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在这长远过程中，佛教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又，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广大领域内部南北、东西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促成和巩固国家统一十分重要，佛教也是这种交流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分裂割据状态，终究归于统一，佛教所提供的各民族的共同信仰，佛教伦理中的慈悲、平等、和平等观念，成为促进、维护这种统一的重要力量。西晋灭亡，“五马渡江”，北方陷入所谓“五胡十六国”少数民族割据与纷争状态。这也是中国佛教广泛传播、步入兴盛的时期。当时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些原本活跃在北部的边疆民族大举南下，造成民族迁徙的浪潮。他们在传统的中国本部建立政权，各民族混居杂处，成为佛教传播的有利机缘。对于这些民族来说，“佛是戎神，正所应奉”，他们对佛教怀抱一种特殊的认同感、亲切感，因而他们接受先进的中国文化，佛教是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佛教有力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和伦理水平，又成为促进他们迅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推动力。当隋代再度实现统一之后，这些已定居中土的民族的居民绝大多数都顺利地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居民之中。 统一、繁荣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兴盛的时期，也是国内各民族和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发达的时期。玄奘西行求法，同时向西域各国和印度宣扬大唐声威，介绍中华文化，其成就辉耀史册。唐王朝与海东的“三韩”、日本密切交流，佛教是重要内容。唐王朝周边诸族，如东北的渤海、西南的吐蕃都接受佛教。

唐王朝版图内部更是佛教兴旺发达，敕建佛寺遍布寰宇。这也成为文化统一的表征。佛教对于这种统一起了促进和保证作用。 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族领袖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通辽市八仙筒一带）筑坛即帝位，以族名“契丹”为国号，建元神册。两年之后，采纳汉人韩延徽建议，在黄河流域契丹故地建“西楼”（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为皇都，得汉僧五十人，建天雄寺；至天显十三年（938，后晋天福三年），改西楼为上京临潢府，“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天显十一年，契丹从后晋夺取燕云十六州，领地扩展至长城以南传统中国本部地区；大同元年（947），建“大辽国”，其政治、经济中心迁移到燕京（今北京市）。这本是唐代以来佛教兴盛地区。

辽代大兴佛教，周叔迦总结说：契丹接受汉族的文化，以佛教成为主流。 陈垣也指出： 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荃荪）、王（仁俊）二家所辑遗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 建立金国的女真族则在开国以前已从高丽、渤海国输入佛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汴洛之士，多至其都，于是四时节序，皆与中国侔矣。 后来南下灭辽，占领辽国故地，完全继承了辽国崇佛遗风。天会四年（1126）灭北宋，占领汴京，又受到宋代佛教的影响。

南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洪皓作为大金通问使使金，被羁留十五年，后来遇赦放免，回朝后作《松漠纪闻》，其中描写当时金国奉佛情形： 金俗奉佛尤谨。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贵游之家多为僧，衣盂甚厚。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凡僧事无所不统，有罪者得挞之，其徒以为荣。出家者无买牒之费。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奴婢欲脱隶役者，才以数千，嘱请即得之。得度者亡虑三十万。旧俗奸者不禁，近法益严，立赏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尝有家室，则许之归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递。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至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进一步加速“汉化”过程，佛教也得到大力支持，发展迅速。辽国旧地燕云十六州一带本来流行南山律宗和华严宗，金国疆域扩展到中原，大批禅宗“南僧”北上，在燕京建立禅寺。《大金国志·浮图》条谓： 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

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披剃威仪，与南宋等。所赐号曰大师，曰大德，并赐紫。国师者，在京之老尊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帝有时而拜，服真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 金代禅宗流行，所行威仪、制度谨守汉地传统。金代佛教也是女真人接受汉地文化的重要部分。 占据西北一隅的西夏自十六国前凉就是佛教发达地区。又地处河西走廊，历来是佛教输入的孔道。西夏势力延伸到今青海北部，是藏族活跃地带。西夏政权尊崇佛教，汉传与藏传两系佛教同样得到大力支持。西夏是相当典型的多民族构成的政权，佛教对于联系、统合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融洽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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