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短期快速提高人口生育率，或可借鉴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

对于提高如何提高人口生育率，中国历史上其实早就有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

如果诸般相对温和的方式(如四川近期出台的政策) 用尽后仍无法提高人口生育率，那么将来借鉴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就是大概率之事。

若我们研究中国史，不难发现，只要中国不发生战乱，不管哪朝哪代，和平时期的人口都是呈快速正增长的趋势。

这当然不是古人思想觉悟高的缘故，其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时期的中原政府，均根据中国的特色国情实施了程度不一的促进生育制度。

西汉时期，汉惠帝刘盈下诏：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意思是女子年龄若是15—30岁之间而不嫁，那么就罚款“五算”钱，汉朝时一算为120钱，五算便是600钱。

以当时的生产力，这笔钱对普通人家不是小钱，当时这笔钱如果用来买粮食，一石粮食20钱，足可买30石，节约点够一个人吃三年。

晋朝时期，晋武帝司马炎也曾在公元273年10月颁诏：

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

由于司马炎是开国皇帝，所以他颁布的法令在晋之一代自然是“永为著例”。

晋朝这条法令针对的年龄宽泛一些，是17岁，如果女子到了这个年龄还不嫁人，那么朝廷就会出手，由当地官员对满足年龄的女子实施“官配”。

配到哪里呢？

答案：娶不到老婆的边关将士。

古代戍边条件极差，所以很难有女子愿意主动嫁过去。

边关官兵很由于娶妻极难，以致人心浮动，但边境地区又必须有人驻守，而且还得想法充实人口，所以晋朝廷干脆就把大龄女青年嫁过去，一举多得。

晋之后到了南北朝时代，据《宋书.周朗传》记载，南北朝规定“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意思是女子到了15岁而不嫁人便是犯法，当施“连坐”之法，连同家里人一块抓进大牢，一起吃牢饭。

之后便到了盛唐时期，以为大唐盛世就不注重人口增长了吗?

唐朝一样看重!

唐朝政府明令规定，男人超过20岁，女人超过15岁不婚配的，都要被处罚。

至于宋代，法令更是进一步收紧了年龄。

宋仁宗时期，朝廷下令男15岁、女13岁必须婚配，否则就罚款。

宋朝这法令就太过严厉了一些，女子13岁还是个孩子，如何能嫁人生育？不过大宋朝廷可不管这些，基层官吏照章办事，但凡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然后到了明朝，以朱元璋贫苦出身和安排一切的性格，自然不会忽略“增加人口”这一关键国策的。在他自己亲自编写的《大诰》中明令，男子16岁婚配，女子则不能超过14岁。

明太祖朱元璋绘像

从上述情况来看，可见咱们中国这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无不把促进人口增长当成基本国策，虽说个别朝代的法令严厉了些，比如宋朝，但这些法令在实施过程中，也确曾在提高人口出生率一事上起了奇效。

以汉唐两代为例。

由于受秦末战乱影响，西汉初建时，中国人口仅1500—1800万人。

而到了公元2年，王莽篡汉前夕，根据《汉书》记载，当时西汉已有1200余万户，约5700余万人。

再看唐朝，至唐朝建立时，因受隋末唐初战乱影响，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200余万户。

而到了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唐朝人口就已增至960余万户，约5200余万人，人口激增近5倍。之后安史之乱爆发，人口又大幅减少。

影视剧中的盛唐气象

以上朝代人口的增长，固然与战乱之后的休养生息有关，但也与朝廷下达了促进人口增长的相关政令不无关系。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汉唐还是宋明，其本质都是封建王朝，其政令虽能有效促进人口增长，但却太过严厉而不适合现代国家使用。

但是，此类促进人口增长政令中的蕴含的施政思想，却完全可以在现代进行变通后予以借鉴。

例如，历代王朝对于“不生之人”，均是以严厉的惩罚措施来进行干预，通过罚款、坐牢等方式来强迫男女生育，这一点在现代文明国家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但如果将这种“硬性惩罚措施”调整一下，以“生育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思想来进行正确引导，将是否生育与个人所得税上缴额度挂钩，那么也可在促进生育一事上起到相应的效果。

此处提出两种方案，欢迎各位指正。

第一种方案：

以年龄为限，如果一个人到了某个年龄还未曾生育，那么则适当提高该人个人所得税税率，多收的款项专款专用，用于补贴其他多孩家庭抚养孩子所需，以减轻多孩家庭的抚养负担。

例如小红已到了生育年龄，但她未曾结婚也未曾生子，那么就可以在她30岁后，提高其所应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或调低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取消其享受个税减免的优惠政策。

总之，要在其每年的收入中，让其多缴纳一部分费用补贴其他多孩家庭。

这个多缴的部分具体是多少，可由相关部门研究核定，既不要影响上缴人的正常生活，但也要有适当的压力，让其感到肉痛。

第二种方案：

同样以年龄为限，在某个年龄之后统一提高不育之人的应缴个税税额，直到其完成生育一个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后，再恢复正常的应缴个税税率。

例如在小明年满25岁后，可立刻从该年起提高其应缴个税税率。

由于不生育就要多缴税，所以小明从这一年开始，积极相亲，不多久他就找到了满意的另一半。

两年后他和女孩顺利结婚并生子，完成了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从其生育的这一年起，正式取消其每年多缴的个税税额。

然后一晃小明到了30岁，这一年他生了双胞胎，成了拥有三个孩子的多孩家庭，那么此时他将可以享受多孩家庭补贴，而这部分补贴的来源，正是未婚和不育人士们多缴纳的那部分个税税款。

上述两种方案，各有优劣，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利用税收杠杆调节并促进生育率。

由于资金来源是未婚和不育人士多缴纳的个税，国家不用多花一分钱，就能补贴多孩家庭抚养所需，这不但能有效提高人民群众生育多胎的意愿，同时也能给未婚和不育人士适当压力，促使其尽快生育。

再有，该办法精准覆盖了目标对象，直接对准的是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个税缴纳人群，而这个人群，由于日常平均收入较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是当前不婚不育混日子的主要群体。

同时，这部分人群绝对数量并不少。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中国缴纳个税的人数大概相当于总人数的10%，即1.4亿—1.5亿人左右，虽不知其中未婚未育人士具体有多少，但至少几千万是有的。

如果上述税收杠杆能有效促进这几千万人尽快生育，那么当前人口生育率这一难题，自会在未来几年中，迎刃而解。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对于中国的生育率问题，自可用中国的办法来处理。

最后，本文还要再强调一下，该税收调节的办法对于大多数愿意正常生育的人群是没有影响的，其精准覆盖的，正是那些到了适婚适育年龄却仍旧不婚不育的少数群体。

而且这个办法中对多孩家庭补贴的那一条，对于促进人们想生多生的意愿，也有着极大的正面作用和意义，此釜底抽薪之策，正是为精准应对那些晚婚晚育人士而设。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生育率较低的情况已是颇为严峻，如此非常时期或可用非常之策，何况上述办法的指导思想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实施并经过成功验证的。

况且这次是与“祖宗”接轨，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也完全可以接受。该办法的核心，通俗点讲就是国家只把希望你走的道给出，至于如何选择，那是个人的自由。

你可以选择不婚不育，没关系，年龄一到多缴税便是，想要维持“单身贵族的幸福时光”，那就多花钱。现代中国，会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意愿和选择，没人会强迫人一定要结婚生子，一切都是个人的选择。

如果一些人觉得单身很快乐，那么这些人就理应为这种快乐“多买单”

在民族延续这种重大问题上，我相信任何国家都不会犹豫，如果某些办法有效，那么到了真正必要的时候，就一定会实施。

至于那些不婚不育之人的“个人想法”，在滚滚而来的历史车轮下，不具备任何意义，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延续问题，才是高于一切的根本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