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在东西方文明中，一直占据着十分尊贵的地位，中华的文武百官和西方的国王骑士，都喜欢通过佩剑来彰显身份。

在我国，剑作为四名器之一，被尊为“百兵之君”。这个“君”，可以理解为君王，也可以理解为君子。因为剑不仅在古往今来备受推崇，剑文化中也蕴含着诸多君子符号。

例如《大戴礼记》中，记载了周武王对剑的铭文：“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

可以说，剑在周朝就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到了春秋与战国时期，剑文化又进一步发展和兴盛，刺客游侠都钟爱此物，士兵们也将此作为主武器。那么春秋战国时的剑文化都有哪些门道？彼时剑文化的兴盛，又有哪些标志？

一、 剑之起源

剑和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历史长河，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起。

在远古部落时期，剑就已经被附加上了独特的文化符号。

1. 剑，古之圣品也

据目前已有的史料可知，剑最早始于轩辕黄帝之手，比如《广黄帝本行纪》中就记载着：“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

不过当时还是青铜器初期，采铜炼铜之术比较落后，只能做出比较薄的短剑。因此，剑也被称之为“短兵之祖”。

据说黄帝做出的剑，剑身上一面刻着天上的日月星辰，一面刻着地上的山川草木，象征着天地万物。

剑柄的一面写有农耕畜养之术，一面则写着一统四海之策，这是用来传给继任者的为君之道。

黄帝用这把剑斩杀劲敌蚩尤后，将其传给夏禹。因此，这把轩辕夏禹剑，也被称为“圣道之剑”。

只可惜，由于年份实在久远，并且做工相对不够成熟，这把剑最终还是失传了，如今只能从史料传说中，想象其风姿。

2. 社会发展带动了剑文化

后来周朝继承夏商两代，社会文明经过790年的发展，生产水平远超部落时期。铜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开采及炼制工艺，也随之愈发纯熟。

是以，当时的人们在制剑这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与改良，并将其与官员们的地位进行绑定，形成级别分明的礼制，《周礼·考工记》中有云：

“周官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圆长倍之。中其茎，役其后，身甚五其茎，重九锵（六两半为一锵），谓之上制，上士服之。

身长四其茎，重七锵，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重五锵，下士服之。”

这种严格的礼制标准，就已经体现出了，剑不仅仅只是一种兵器，还是一种类似青铜鼎等青铜器的身份象征，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及氛围。

不过剑本质上还是兵器，其文化如果想要迈上新的台阶，必须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而周朝的烽火狼烟与王朝衰败，给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催化剂。

二、 烽火狼烟成为催化剂

西周末年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更让整个周王朝的王权迅速衰败。分封制虽然让西周太平了275年，却也给东周的514年历史，埋下了极大隐患。

逐渐脱离周天子控制的诸侯们，开始围绕权力与名望明争暗斗，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相继登场，剑文化也在战火中进一步发芽成长，这在吴越争霸中可见一斑。

1. 阖闾夫差的王霸之剑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道：“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吴越两国的君主，基本都钟爱宝剑。

在如今已经出土的著名青铜剑中，吴国和越国这两个诸侯国的宝剑，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地位。

吴国的阖闾夫差父子，与越国的勾践鼫与父子，在36年的互相攻伐中，制造了不少名剑。

阖闾名为姬光，通过派人将一柄短剑藏入鱼腹中，趁上菜时当场刺杀了自己的兄弟，篡夺了吴王之位。可以说，他从上位开始，就和剑结下了缘分。

生性好勇斗狠的阖闾，十分钟爱宝剑，一生做了不少宝剑，其中包括著名的吴王光剑。

此剑总长77.3厘米，剑格宽4.8厘米，剑体长65厘米，重1公斤。剑身上刻有精美的花纹，并且刀锋历经2500多年依旧锋利异常。

90年代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将其重金购回时，工作人员下了飞机发现，包裹此剑的多层包装纸竟然全被割开，足见这把剑的制作工艺相当之高。

阖闾率兵伐越大败身死后，儿子夫差继位为吴王。夫差不仅替父报仇俘虏了越王勾践，还继承了父亲喜好宝剑这个爱好。

夫差为自己做了一批青铜剑，剑身均铸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如今已知现存的吴王夫差剑多达9柄，其中包括我国台湾的那把剑。

夫差的剑和父亲阖闾相比显得更大，全长足有59.1厘米、剑身宽达5厘米。

剑身上同样满饰花纹，剑谭饰嵌绿松石兽面纹，看起来极具“霸者之姿”，体现了夫差伐越后，准备争霸中原的大志。

2.卧薪尝胆，不亚夫差

夫差虽心有大志，最终还是被善于隐忍的勾践蒙蔽，在北上和晋国争霸时，被勾践突然发兵打了个措手不及。

随后，勾践每攻打一次吴国，就让越国进一步缩短和吴国的实力差距，最终重兵包围吴国都城。

曾经将勾践作为奴仆俘虏的夫差，此时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气焰，一连八次派使者求和。

勾践作为卧薪尝胆的“发明人”，自然深谙斩草除根的必要性，因此断然拒绝了夫差的请求。随着城破，夫差也自尽身亡。

勾践的为人，以及和夫差之间的同异，也可以从其宝剑中看出。

如今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不比阖闾夫差父子的宝剑差多少。其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宽4.6厘米，足有875克之重。

这把剑虽然看起来比阖闾父子的剑略显“秀气”，但是锋芒丝毫不逊色于吴王们的剑。

经过现代技术手段分析，勾践剑锡青铜铸成，含有少量的铝和微量的镍，剑柄和剑格也都含有硫。

此剑出土后，曾一剑划破20多层的复印纸。据专家分析，此剑体现了当时短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平。

勾践灭吴后，将曾经差点亡国的越国，领导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

其子鼫与在继任后也励精图治，只可惜在位时间只有短短6年。因此，鼫与的剑理论上相对较少，如今比较出名的就是浙江博物馆中的越王者旨於睗剑。

吴越两国的宝剑，既是君主个人人格的一种具象化体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剑文化也是学术思想上的重要宣传方式

春秋战国作为中华历史的重要节点，其中在包含数百年的刀光剑影的同时，还有诸子百家思想上的碰撞，其中尤其以儒家为甚。

当时的各种历史传说，不光是在讲述故事，也是通过剑文化来传递自己的思想。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可以说是一颗璀璨明星。儒家追求“圣人之道”，而其中的佼佼者，便是“南季北孔”。“北孔”不必多说，自然是孔丘。而“南季”名为季札，是吴王阖闾的四叔。

1. 剑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辅相成

季札为人十分谦虚有礼，事事都以儒家标准约束自己，还曾三次拒绝继任君主，正如《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的：

“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於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是以在儒家中，季札地位甚至比孔子还要高，就连孔子都对他十分敬仰，甚至拜他为师。

孔子和季札这对师徒除了在学术上有诸多共识，就连爱好也有很多共同点，其中就包括宝剑。他们不仅将儒家文化寄托在剑上，更将剑文化进一步延伸。

季札在途径徐国时，徐国国君看上了季札的宝剑，于是向请季札送给自己。

当时季札身负出使使命，不能将作为身份象征的宝剑赠与徐君，便约定完成使命后再来徐国将剑送给徐君。

怎料等季札再次回到徐国，被告知徐君已经死了。于是季札来到徐君目前，将自己珍爱的宝剑卸下，挂在目前的树上离开。

这个典故，在称赞季札重诚信、轻爱物的同时，也是在宣传儒家的学术思想。而这，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剑文化的一种组成部分。

除了相辅相成外，剑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思想上的碰撞。

2. 百家之首与焚书坑儒

和季札相似的是，孔子也有不少和宝剑有关的典故，其中同样也包含儒家的学术思想。

有心人会发现，孔子的画像及雕像，身旁都会佩戴一柄宝剑。此剑被后人称为紫微剑，名字取自天上的紫微星。

毕竟紫微星乃“万星之首”，象征至高、至真、至善，寄托了后人对孔子的尊崇。

孔子虽然精通剑术，但是在现存的史料中，基本上看不到他出手的情况。他的紫微剑据传没有剑锋，符合孔子乃至整个儒家的“君子之道”。

《孔子家语·好生第十》中，记录了孔子教育弟子子路的一个典故。有天子路全副武装，在孔子面前一边舞剑一边问孔子：古代的君子也是用剑来自卫的吧？

孔子看了看他，缓缓回答道：“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

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自卫靠得不是兵器无力，而是自身的德行。只不过，这种观念和法家的观念大相径庭。

秦国在结束战国时代、实现大一统后，将法家思想推广至全国，并且制造了焚书坑儒这种“黑历史”，使儒家的影响力大大降低。

同样推崇法家的丞相李斯，则在写给秦始皇的《谏逐客书》就奏道：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这种说法，虽然进一步提高了皇帝的权力与地位，却也显然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仁爱厚生”。

可以说，这就是法家的“帝王之道”与儒家“君子之道”之间的碰撞。

要知道，《谏逐客书》中列举的这些宝物，都是极为罕见的珍品，其中的太阿剑，就足以象征帝王之威严。

太阿剑位列十大名剑的第二名，由制剑巨匠欧冶子和干将两位大师共同锻造。

此剑剑长七尺，且比普通剑更宽，从外观上就极具帝王之气。和孔子的紫微剑放在一起，更能显出一个是霸气外露的帝君，一个是藏器于身的君子。

孰强孰弱，就像学术思想一样无法分出高低。毕竟太阿剑虽然比较大，实用性却非常低。

秦始皇被荆轲袭击时，就是因为拔不出剑，才绕着柱子跑了好几圈。而孔子一生重视君子之道，虽然人们不清楚他的武力有多高，却也将他尊为“圣人”。

是以，到了汉代，法家等诸子百家被纷纷罢黜，最终儒家重新成为主流思想学说，贯穿上千年的封建王朝。而剑文化也一直流传至今，向现代人诉说这春秋战国时的国力角逐与思想碰撞。

参考资料

《周礼》

《孔子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