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怕什么？

中国古代的皇帝是九五之尊，按理说除了老天爷，没人管得了他们。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不是。

有两个历史故事可以印证。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当了皇帝，干得是很不错的。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个人喜好，比如当年很喜欢一只鹞子。鹞子是一种小型猛禽，猎人经常把它训练成“空中侦察机”，帮助自己捕获猎物。唐太宗当年就是好猎之人，他养的这只鹞子，更是极品。所以，太宗经常忙里偷闲，把它架在手臂上细细把玩。

那天，太宗跟鹞子玩得太投入，忘了时间。而著名的耿直谏臣魏徵恰巧来找他。太宗远远望见魏徵来了，就赶紧把鹞子藏进了怀里。

魏徵把太宗的小动作看在眼里，却假装不知，然后一本正经地跟皇帝陛下聊起古代帝王喜欢打猎耽误政事的教训。

太宗一向敬畏魏徵，因此一边听，一边“装模作样”地点头称是。

等魏徵畅快淋漓地唠叨半天，心满意足地离开以后。太宗才把鹞子从怀里掏出来，可惜爱鸟已被活活闷死。

多少年来，人们都在试图借这个故事来说明唐太宗对臣下的“敬”和“怕”。

可是，唐太宗真的“怕”魏徵吗？

话说魏徵死后，唐太宗发现这推荐过的两个宰相都是“问题干部”，更可气的是，魏徵竟然把自己劝谏皇帝说的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话都记录了下来，还借给编修皇家历史的史官作为参考资料。太宗十分不悦。于是，他把魏徵的长子叔玉和自己女儿衡山公主的婚约直接毁了，还把对魏徵家人的恩荫也都减了不少。

其实，魏徵再善谏，说得再有道理，唐太宗也不怕“他这个人”。那为何当日太宗宁愿闷死爱鸟，也不想让魏徵看到而批评自己呢？

他怕的究竟是什么？

再说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

有一天，宋太祖发了飙，操起玉斧砸掉了一位官员的两颗门牙。这位官员忍着剧痛，把门牙捡了起来，还用手绢包好，最后装进袖袋里。宋太祖眼见这位仁兄的一系列操作，由怒转疑，于是问他：“咋滴？你这是打算把牙齿收好，将来当做证据来告发朕吗？”

这官员倒也不怂，捂着嘴告诉太祖：“我哪能告您，我只是想让史官把这事好好记录下来。”

宋太祖一听，竟然十分高兴，立刻下令赏给这位官员黄金绸缎，表示歉意和安慰。

实际上，宋太祖是怕这个倒霉蛋，才赶紧补偿他的吗？当然不是。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因为皇帝有“三怕”

皇帝的第一“怕”是历史评说。毕竟，但凡脑子正常的皇帝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后世史书中的“昏君”、“暴君”。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跻身社会上层的人物，尤其是帝王级别的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名声。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史书上必定会有关于自己的记录。尽管当下可以利用自身的地位和权势来“粉饰”形象，但等自己归天以后，肯定会有人对其做出相对公正的评价。到那时，自己“脸上的东西”和“屁股上的东西”都会被人家评头论足一番。

皇帝的第二“怕”是祖宗先贤。像周公、孔夫子这类学说教义的创始人，以及各个大朝代的开国皇帝，他们的说法与做法对后世的皇帝都有规范作用。

一般来说，皇帝再牛、再横，也不敢公然违背“子曰”的那些“至理名言”。而其开国祖皇帝定下的规矩，他们也不敢公然违反。比如唐朝有《贞观政要》，宋朝有《宝训》《圣政》，明朝有《皇明祖训》，都是本朝的“祖宗之法”。它们一方面可以约束子孙皇帝们不要胡作非为，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们的主观创造性。

皇帝的第三“怕”是老天爷。古代缺少唯物主义的气象科学。一旦遇上天灾，往往被认为是当今皇帝不够争气，惹恼了老天爷导致的。所以好面子的皇帝们一般都很害怕天降灾害。

“天人感应”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

的核心内容简单而粗暴：人间的统治者（皇帝）如果工作失误、责任心下滑，老天爷就招呼洪水、地震、干旱、瘟疫等灾害来表达不满。而人间统治者（皇帝）在接收到这些警告信息的时候，就必须对老天和苍生做出深刻检讨，比如在全国发布罪己诏、取消宫廷娱乐活动、降低皇家伙食标准、一定时期内不吃荤不近女色等。话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么干的皇帝是汉文帝。

当然，有的皇帝会耍心眼，干脆让手下人戴罪，比如汉代曾经出现过因为天灾而罢免三公的做法。

这些做法在我们当代人看来，确实愚昧迷信。但我们要理解的是，古人之所以“把天灾当成老天爷的警告”，最终目的是让皇帝知道：虽然普天之下你最牛，但在天上，有更牛的人能管你，所以，你不要乱来。

人性的阴暗面是很可怕的，一个人一旦有了无法遏制的权力，其人性阴暗面的可怕之处会造成无限度的危害。因此，宋神宗的宰相富弼就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皇帝的“三怕”，是一种道德高标。而在实践中，拿这种高标来约束皇帝的人，是士大夫。

论现实权势，皇帝最大；论观念秩序，“道理最大”。而能够把道理讲明白的，是官僚士大夫。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教义成了华夏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士大夫阶层可以通过引用和阐释“子曰”的种种内容、通过搬请“列祖列宗”的谆谆教诲，来让皇帝和王朝统治保持在平稳中正的轨道上，这就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责任。

然而，“子曰”的种种内容和“列祖列宗”的谆谆教诲也存在问题，那就是不严密。如果读书人肯在故纸堆里仔细推敲，必定能找到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就比如在《论语》中，既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学问只有中上等才能的人才有资格分享）的说法，又有“三人行，必有我师”（要虚心向大众学习各种学问）的观点。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此，士大夫们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但他们并不在意这些“瑕疵”，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机挑选合适的内容来劝说帝王。士大夫们面对帝王的说理方式有一个固定的套路：

首先以一两个经典且堂皇的句子为开头，然后引用几个同类型的史实（故事），最后再借用圣人前辈的名言警句，末了呜呼哀哉一下，大功告成。

比如，论证“好色导致亡国”，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先讲商纣和妲己或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历史故事，然后再引用几个前人的警句，基本上就是一篇合格（几乎不能被反驳）的劝谏文。

但如果较真起来，这种说理方式，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举个例子来说。北宋的司马光也算是才学八斗、德高望重的士大夫代表，面对体制问题，他的信条只有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

当初他老人家在给宋神宗上课的时候，就把汉初的“萧规曹随”的典故拿出来论证自己的信条，大肆赞扬前宰相萧何创制立法，后宰相曹参亦步亦趋的做法。

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对此不以为然，他问道：他老刘家的汉朝一直沿用一种制度，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司马光回答说：我跟您说，如果当年周朝能一直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定下的制度规矩，估计今天咱们还是周天子名下的百姓呢。而那个汉武帝当年采用了张汤的建议，对汉高祖留下的制度进行了大尺度的改革，结果天下乱得不得了。而后来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做法，汉朝也由此走向衰弱。因此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这就是司马光的论证方式，他举了正反两类例子：一类是不变祖宗之法，天下安乐的；另一类是变了祖宗之法，统治衰亡的。最后还引用了《尚书》的警句进行加持，得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结论。

看起来这个论述相当有力。

不过，如果宋神宗稍微动动脑子（估计他当时完全可以找到例子），绝对可以把司马光怼的哑口无言。

神宗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当然不会公然让朝廷重臣下不来台。不过，神宗的另一位臣子吕惠卿可没这个顾虑。他曾在神宗面前反驳司马光的顽固理论。

吕惠卿说：列祖列宗的制度规矩，变化的多了去了。比如“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比如“巡狩考制度”；比如“刑罚世轻世重”。

所谓“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指的是每年正月，太宰都要把国家的重大法令悬挂在象魏（阙），公开展览十天，以供臣民学习遵守。而“巡狩考制度”，指的是帝王每五年巡行一次天下，考察改革制度。至于“刑罚世轻世重”，就是指刑罚的规格和力度大约三十年就会有所变化。

而这些例子，可都来自于周朝以及孔子他老人家传下来的经典解释。

（参考自《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