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北京各高校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

谈话的最后，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他说，现在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工农阶级，脱离生产者。

这次谈话结束后5个月，12月22日，毛泽东就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政治运动——知青运动。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毛泽东做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决定的呢？

解决学生就业问题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过号召，并于1962年被纳入了国家的长期发展计划，确定为一项国策。

因为当时处于建国初期，农村有大批未能升学的中高毕业生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无学可上的精神失落，二是急需就业的实际困难。

于是大批的人自发涌入城市，希望能在城市谋求出路。

但城市也存在着粮食紧缺和就业压力的问题，大量盲目涌入的人口使得本就喘不过气的城市愈发难以承受人口压力。

根据当时“一穷二白”的国情，国家也无法做到将每个待业或失业人员都安排在城镇，都往城镇涌，也会令城市就业的路子越来越窄。

面对着这一难题，毛泽东认为，很多人其实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农村作为革命起源地，具有无穷的开发潜力，农业也是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

应当积极动员在农村本就有家的人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同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需要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提高下面的整体文化素质，为建设农村作出贡献。

农村应当成为解决眼下社会问题的首选，于是毛泽东着眼于此，作出批示：“农村是一个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3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文件中明确指出：“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

这句话也点明了开展这次运动的主要宗旨：解决广大学生的解决社会就业问题。

不过虽然那一时期的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较为稳妥，效果也不错，但这一国策并没有全方位实施，而是暂时中断了。

直到几年后，本该在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老三届”城市中学生出现“积压”的校园现象。

学生群体到了毕业季，在分配工作方面却出现困难，城市已经滞留了数百万的中学生，让学校秩序也陷入混乱，这到底该怎么办？他们的就业出路又在何方？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知青再教育的兴起

毛泽东认为，现在很多青年学生存在一个明显缺点，就是脱离工农阶级，脱离军队，脱离生产者。

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应当摒弃轻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因为不亲自感受劳作的艰苦，就不会知道一米一粟来之不易，不会知道农民群体的生活艰辛。

毛泽东向来对青年学生群体寄予厚望，他想出的办法是，把积压的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比如让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去工厂、部队，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中学毕业的学生去农村，接受农民阶级的再教育。

换种通俗易懂的方法来解释毛泽东的这一决定，那就是日常生活中，如果孩子不听家长话怎么办？家长自己劝不动，有时就会找自己的亲戚朋友上阵，让他们帮着跟孩子说一说。

毛泽东便是这样想的。

毛泽东自己就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其实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农民却是吸纳性最强的劳动群体。

或许贫下中农的文化程度远比不上大城市的学生们，但他们的身上有很多值得知识青年学习的品质，不如让城市的知识青年离开舒适区，去上山下乡，看一看效果会如何。

1968年7月份，毛泽东召集了北京各大高校的负责人谈话，又苦苦思索了四五个月，最终在12月下定了决心。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毛泽东怀着知识青年们可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祈愿，呼吁广大城镇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动员到乡下去，由此促生出了当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一——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中可以看出，关键词就是“再教育”，这一词汇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工农阶级，应当学习贫下中农的品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但相应的，中国农村有着一个普遍问题，那就是人多地少，这里的“地”指的是能够养活人的土地，而不是自然条件差的贫瘠地区，所以大批的知青来到乡下，势必也会给农民带来额外的负担。

农村一下子涌入那么多人，首先就是安置问题，然后为他们分配口粮，还有长期适应繁重劳动生活的农民和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知青双方生活方式和观念上的矛盾，种种都是考验，这些考验不仅是对知青，也是对农民。

农村像是一座容纳外水的蓄水池，虽然会有负担，但农民群体出于对毛主席最朴素真挚的阶级情怀，尊重并积极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义无反顾肩负起了“蓄水池”。

周总理以身作则，说服侄女扎根边疆

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潮迅速掀起，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其中不乏许多稚气未脱的中学生走出校门，告别父母，背起背包坐上远行的火车，去往毛泽东所指的广阔天地。

许多干部都身体力行地做出表率，响应中央号召，其中也包括周恩来总理。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自愿报名去内蒙古插队。

此时的周秉建还只是个不满16岁的初中生，但小女孩子的责任感令周恩来感到尤其的自豪和高兴。

周秉建是周恩来最疼爱的小侄女，她离开北京的那一天晚上，叔侄俩一起在地图上寻找她插队的地方。

找到位置后，周恩来将那里的气候条件、民族风俗都细细讲给周秉建听，因为周秉建平时在家都不吃牛羊肉，周恩来便鼓励她，去了那边之后要锻炼自己，尝试去尊重那边的风俗习惯，不吃牛羊肉，过不了生活上的关卡，也就没法在那里扎根。

最后，周恩来对小侄女说，我坚决支持你去内蒙古安家落户，一定要迎难而上，坚决不能当逃兵。

在内蒙古生活了几年，周秉建又生出了另一个愿望，那就是参军。

于是当草原开始征兵的时候，周秉建主动报名应征，并获得了批准。

她将喜讯写信高中了周恩来夫妇，并于元旦返家时，穿着军装去探望周恩来夫妇。

但周恩来一见到她，就对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草原上去？

其实当得知侄女成功应征后，周恩来还特地派秘书去部队了解情况，打探周秉建参军的手续流程，虽然从情况来看，一切符合正常流程，并没有搞特殊，但周恩来还是不放心。

毕竟报名参军的那么多人，偏偏挑上了周秉建，八成还是看在周恩来的面子上。

“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女道，“你在边疆也是很好的，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进部队。”

周恩来还让妻子亲自去给当地军区的负责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务必把周秉建送回去。

不过部队领导还是想留下周秉建，觉得如果拖上几个月，兴许周恩来就把这事儿给忘到脑后了，孩子也能留在部队。

然而周恩来得知后，罕见地发了脾气，亲自发话说，要么主动把孩子送回去，要么由自己亲自下令了。

总理发了话，部队领导便也只好把周秉建送走了。

周恩来担心侄女想不通，还耐心地给她做了思想工作，周秉建深受触动，怀着愉快的心情重返广阔大草原。

这件事也令也令广大知青和干部群众深受教育和激励，让所有人感受到了周总理的以身作则，对后人的殷殷期许，树立起“劳动最光荣”的理念。

开展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的客观原因，其实就是城市就业岗位不足。

毕竟没有办法给每个人都提供城镇的就业岗位，不下乡，在城里没有工作，无法养活自己，或者强行往企业里塞人，出现一碗饭两个人吃的现象，这样只会导致人员冗杂，企业效率下降，风气也败坏，最终走向企业倒闭、人员全部下岗的惨状，所以下乡在当时也是必然之举。

同时下乡也是为了防止阶层分裂过于严重，为农村注入新鲜血液，缩短城乡差距，让知识分子帮助承担了资本原始积累重任的农民一起建设国家，因此毛主席的决定是有着深远意义的。

参考资料：

[1]霞飞.毛泽东决定下放知青始末[J].学理论,2005(03):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