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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制度逐渐改变，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商贸活动发展迅速，宋国的贸易尤为活跃。

在战火纷飞的社会背景下，宋国的商业贸易呈现出私商活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城市发展水平高等特点，成为列国中的佼佼者。

宋国在战国时期的商贸活动状况如何？其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一、战国时期宋国商业贸易状况

第一，陶地吸引范蠡，成就范蠡商业的成功。范蠡是春秋时期楚国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十分擅长经商，被称为“商圣”。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成功雪洗会稽之耻以后，乘舟游于五湖，更改自己的姓名，到齐国的时候叫鸱夷子皮，到陶地称为朱公。

范蠡一开始在越国做大夫，帮助越王勾践出谋划策，最后成就越国霸业。之后，范蠡放弃政治生活，化名为鸱夷子皮游于齐国。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了范蠡到达齐国之后的细节：“勾践称霸以后，封范蠡为上将军。

回到越国，范蠡认为盛名之下不易安身，再加上勾践为人只适合与之共患难，不可同福

……于是范蠡和他的手下装好钱财珠宝，泛舟游于五湖四海，再也没有回来……范蠡渡海到达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在海边从事耕作，父子相携。

没过几年，范蠡已有田产数十万。齐国人听说范蠡贤明，让他作宰相。

范蠡长声叹息：‘家中耕作获得千金，做官则官至宰相，这到达了普通人的极点。长时间在尊位盛名之下是不祥之事。’

于是范蠡将相印归还，又把财产散尽，从小路离开，到达陶地。

”综上可知，范蠡离开越国是因为勾践为人不可与之共富贵，离开齐地也是觉得尊位盛名之下难以久居。

最终，范蠡选择陶地作为其从商养老之地。与越国、齐国相比，陶地有其特别的优势。

首先，陶地位于天下中间，交通便利，是经商致富的好地方；其次，宋国经商环境好，能藏富于民间，不像齐国那样容易人尽皆知；

再次，宋国高层对商人的关注适中，不容易发生像在齐国那样经商突出就被授予宰相的职位。

综合考虑种种因素以后，范蠡认为陶地非常适宜安居乐业，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战国初年的巨商大贾。

第二，商业行业种类繁多。战国时期，宋国商贸的发达还体现在行业多样，其手工业的发达是造成行业多样的原因之一。

西周初年，商朝的大量手工业者被分到各个诸侯国，如“殷民六族”分于鲁，“殷民七族”分于卫。

中原地区的宋国原本就承袭殷商文化，因此手工业依然十分发达，手工种类的丰富也是宋国商业贸易种类繁多的原因之一。

《韩非子》收录了不少提及宋国商业的故事，如《杨子过宋》、《宋贾买璞》、《宋人酤酒》等。

《庄子》中的《宋人资章甫》《不龟手之药》等成语故事保存了宋国的商业案例，从中能够看见宋国商业行业状况。

这些故事中涉及的行业有旅舍、玉器、酒肆、药品等，可见战国时宋国从事商业贸易种类多样。

第三，形成三足鼎立的城市群。战国时期，宋国商业的发展在同期其他诸侯国中属于先进水平，已经出现了城市群。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于各诸侯国都会的许多记载，其中宋国陶、睢阳与彭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宋国这三个城市交通发达，内为互补，外则通达，这种商贸优势独领其先。

在这三座城市中，陶地属于商业中心，当时范蠡选定陶地从商就是看出陶地在商业活动中的不凡地位。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描述陶地的记载：“范蠡认为陶地位于天下正中，与其他诸侯国四通八达，非常适宜交易货物。”

可见，战国时期宋国已经出现城市群，陶地在宋的城市群中十分活跃。

二、战国时期宋国商业贸易的特点

第一，私商活跃。战国时期，宋国的私商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活跃，在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宋国商人已经参与到军事、政治领域的实践当中。

《不龟手之药》中记载，有个人从宋国擅长做防止冻裂药物的商人手中买得配方，并通过这个配方游说吴王，在接下来的吴越战争中被封为将军。

后来，此人率领吴国的军队在冬天水战中取得大胜，得到吴王裂地而封的荣誉。

这个经营商业的人凭借防冻药品获得吴王的赏识，最终还得到封地，其在军事、政治领域的地位都十分显著。经济、生活领域最为人所知的当属范蠡，他在当时影响甚广。

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范蠡来到陶地以后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结合理论实践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他将商业理论运用于事件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范蠡曾说：“计然的其中计策，越国用其中之五便得强盛。既然已经用于治国，我现在要将这些计策用于治家。”

范蠡的商业理论实际上是对“计然之策”的创新，具体内容表现为：首先，选取“天下之中”的陶地作为营商地点；其次，“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善于掌握时机；

再次，“能择人而任时”，能够合理用人；最后，“富而好德”，拥有济贫扶弱的胸怀。

三致千金，范蠡都没有吝啬财产，而是分于“贫交疏昆弟”。

三、战国时期宋国商业贸易繁荣的原因

第一，农业、手工业的进步是内在动力。

宋国位处中原，地势多为平原，水资源十分丰富，诸如黄河、淮河等众多河流在此处交汇，泥沙带来丰富的矿物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为宋国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宋国自古以来有爱好农业的风俗习惯，再加上战国铁器和牛耕工具的普遍使用，宋国农业发展水平有了质的提升。

作为殷商后裔，宋国继承了商朝的文化传统，手工业种类多样，水平也十分先进。

有些手工业者几代人常从事同一种行业，如《不龟手之药》中提到，制作这种冻裂药物的宋人世代经营此业。

这种世代经营的习惯，使得手工业在发展过程中有所创新和提高的可能性更大。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的提升成为宋国商业贸易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也是战国时宋国贸易繁荣的关键因素。

第二，良好对外关系的建立。在周代制度中，周王室与诸侯国、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常通过会盟的方式维持关系，确立权责范围。

春秋战国时期，宋国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非常容易遭受周围强大诸侯国的攻击，而宋国的国力又不足以与大国抗衡。

因此，通过参与会盟尽力维持与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成为宋国安身立命的方式之一。

通过盟会，宋国为各诸侯国争取到或短期或长期能可修生养息的时间，也为宋国商业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甚至在一些盟会上，各诸侯国规定了保护商业贸易的条款，宋国和各诸侯国之间的贸易流通有了制度保障。

在公元前657年的阳谷之会中，齐桓公倡导各诸侯国之间保持河谷通畅、粮食流通；公元前651年葵丘之盟、前562年亳地之盟等，都有保证商业贸易流通的规定。

公元前546年宋国在蒙门举行第二次弭兵之盟，此次结盟以后，中原数十年间没有大胜战事。

即使到了战事频仍的战国时期，宋国的外交政策仍是以和为贵，陶地“诸侯四通”就是典型的例子。

商贸关系的友好是促成商业贸易流通的需要，也是宋国和平外交政策推动的结果。

第二次弭兵之会后的盟约阶段，各诸侯国与宋国都保持了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对贸易的流通、商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都具有积极意义。

贸易的往来离不开人与人的交流，只有保持良好的人际交往才能更好地发展贸易，宋国就是一个例子。

宋国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常常成为诸侯大国的争夺中心，为了维持国内的安定，宋国的对外政策常随国际局势而有所改变，但“和”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宋国外交的中心。

也正是与其他诸侯国的较为良好的关系，让宋国的商贸发展有了良好的环境。

除此之外，宋国交通的发达、崇尚商业的文化基因也是其商贸繁荣的原因所在。

商族的发源地是商丘，他们有经商的传统，“商人”的称谓原是对商族的称呼，一直沿用到今日。

而交通的发达则是经商的必要条件，位处中原的宋国，水路、陆路皆四通八达。

结语

纷争不断的春秋战国时期，宋国凭借城市群的先进、良好的对外关系等因素，商业贸易活动空前繁荣。

在农业、手工业的推动和以和为贵的外交政策下，宋国的商贸呈现出私商活跃、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点，在诸侯列国当中处于先进水平。

参考文献：《韩非子》《庄子》《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