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唐代地方开始独立化，浅谈军队性质与军事体制转型

研究唐代后期的地方独立化倾向问题，可以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探讨，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研究唐代的地方问题诸家的成果已经够丰富了，故此，以军事的角度为切入点加以阐述。唐代藩镇的独立化倾向显然与唐代的军事制度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它包括军队的性质变化与军事体制的转型，是独立化最直接的动因。

众所周知，唐前期的兵役制度是以义务征点为特色的府兵、兵募制度。府兵、兵募都是朝廷直接掌握的中央军；府兵以番上宿卫为首务，征行、镇戍或在地方服役也是其职责之一。一般而言，在国家边境执行征行任务的主力是由州县据户籍征集的兵募，执行重大的任务时，府兵常与兵募混合组成野战军团，但府兵参与人数极少，如贞观初李靖击突厥于磧口，参与战斗的士兵有数万之众，而府兵不过区区两百骑兵，尽管府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但平时只相当于国家战略预备军而存在。

日本学者菊池英夫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著文提出府兵为“预备役”之说，唐长孺、孙继民两先生均认为府兵不具有职业兵的性质，府兵“三时耕稼，一时治武”，是一种有常设的固定的机构管辖的常备兵，士兵由国家管辖下的均田农民充任。兵募则不然，它初为应付边地的紧急军情征召的兵员，服役的期限不过三四年，随后，随着战争的经常化、长期化，它开始由行军组织转化为镇戍边陲的边防军。两者都不具备身份性，他们“在役为兵、罢役为民”，他们是封建国家以减免租赋为条件的征召服役。

相比而言，府兵要自备资粮、兵器，兵募由本人及乡里应解决一部分资装，不足由国家负担。这种亦兵亦农的非职业的兵役制度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条件是以均田制度为基础。到唐中后期均田制度日益遭到破坏，府兵“浸以贫弱，为逃亡略尽”，使这种以义务征召为特点的兵役制度无可奈何的走向没落。

唐初充任府兵的农民，往往有较多的机会获得勋阶、赐田、乃至官职等实际利益,在社会上比较受人尊重。唐高宗征高丽，见有“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自办衣资，谓之，义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士获勋者日众，至武后时“动盈万计”，国家无地可赏，军人难以得到实际的利益，获得功勋的士兵，居然“身虽役使，有类僮仆；据令与公卿齐班，论实在胥吏之下”。府兵的社会地位渐低，遭到时人的轻视。原本府兵以侍卫天子为荣宠，却成为竞相成为人们竞相皆笑的对象，自然在一般人们心中失去应有的地位，纷纷视为畏途，“至有蒸熨手足以避兵役者”。

与此同时，以“户殷丁多，人才骁勇”为拣取标准的兵募制度也面临严重的危机。由于战争的长期化，兵募的定期轮换制度无法遵守，至有大量的百姓“壮龄应募，华首未归”。人们畏惧服兵役，富豪之家，贿赂官府，百般逃避；贫弱人户被迫从军。贫弱子弟衣衫单薄，朝廷供给不时，这些军人很难有什么战斗力可言：翻检史籍，百姓逃避兵役的记载俯拾皆是。他们或自残肢体，或诈称疯疾，如新疆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武周智通拟判康随风诈疯疾避军役等事》记载“一介庸人”康随风，诈称疯疾企图逃避兵役的事件，表明兵募在人民心目中已失去起码的地位。

尽管，地方州县以“枷锁推禁”的强制方式维持这一做法，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制度的痼疾。更有甚者，那些“违背军镇”的逃亡士兵与当时大量的客户、流人相继“亡命山泽”，或为“盗”、或为“贼”，严重危害当时的社会稳定。唐廷的诏敕制书也不得不承认“近闻诸军兵募逃亡者多”，如果遇敌滋事，朝廷难以应付的忧虑。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影响唐王朝的赖以存在的军事基础，在万般无奈之下，朝廷不得不对兵役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开元十年，玄宗接受宰臣张说的建议，不论出身，广为招募壮士以充京师的宿卫，且“优为之制，逋逃者，必出乎应募”。既解决了开元天宝年间的兵力不敷应用之忧，又可消弭流民对社会稳定的隐患，收一箭双雕之效，且立竿见影，旬日募兵十三万人。自从此以后，唐朝以义务征集为特征的府兵、兵募制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为募兵制一健儿制度所取代。

早期的健儿（安史之乱前）“皆有年限”并没有完全职业化，原则上依据地方乡里户籍，由诸道节度使委派州县官员拣挑民丁，以赐给一定财物的方式“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驻边军者”。政府要求对健儿“务加优恤，每岁加常例，给田地屋宅，国家除给居住的房屋外，还给耕种土地，条件还算优厚，按理说人们应该非常愿意从军，但事实上丁壮不愿充当健儿的情形，还是不少，因常驻边军，路遥艰苦，常有健儿逃离军镇，地方常常派军队追捕，如敦煌文书中有“实不是军州逃兵募、健儿等色幅。

然而，安史之乱后普通丁壮对充当健儿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自愿从军者络绎不绝，究其原委与封建国家对的优惠政策得到贯彻，也与普通民众生活困苦、赋役苛重密切相关。健儿征集的对象以“诸色行人及客户”为主，也就是杨志玖先生所说的“破产的农民和无业游民”，或“流民无产者”。早期的“常住边军者"的健儿一般也参与劳作，“内得营农，外得防盗”。安史后招募的职业军士一儿则“仰给县官”，他们所需的衣粮由官府供给，故有“官健”之名。由于他们平时脱离生产，“不习农桑之业”，因此“常虚费衣粮，无所事”。完全摆脱了府兵与兵募的亦农亦兵的非职业化的地位，不论闲剧与否终年在军中服役，因此，健儿逐渐成了安史之乱后的封建国家的终身性的职业雇用军人，也是国家军队的主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知道唐廷对于职业军人阶层——官健的待遇，应该还算不错，但是，这并没有赢得他们对王朝的忠诚，反而屡屡犯上作乱，仅德宗建中元年，健儿就曾发动不下三次的叛乱，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局面？其中重要的一点可以从健儿来源的复杂性、思想上纲常之义的缺失寻找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