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及非洲国家的发展方向

古明德·班布拉（Gurminder Bhambra）的年度英国社会学杂志讲座以“更好的社会科学”的呼吁结束，这样的科学将“位于对构成我们现在的共同历史的更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找到更广泛和慷慨的解决方案。

班布拉践行她所宣扬的，她的演讲非常清晰，既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主张，也提供了许多确凿的经验证据，因此，该演讲具有高度的原创性，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大量的工作和细致的历史研究。

但班布拉的干预远不止于其对更好的社会科学的呼吁，在仔细阅读后，她的论点的含义应该被视为呼吁社会科学如何对待民族国家的范式转变，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将英国视为历史上的民族国家或帝国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正如班布拉所说，正是未能掌握帝国的事实，阻止了我们掌握“塑造我们现在的共同历史”。

在班布拉概述的关键帝国事实中，将其激进后果应用于我们在战后时期对更广泛的西欧舞台和整个世界的态度。

如果英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那么大多数西欧国家也不是，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战后时期都拥有殖民地。

因此，当时没有一个普遍的民族国家体系，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也无意改变这一事实，正如Mazower所表明的那样，“联合国后来对反殖民主义的拥抱往往掩盖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即它像国际联盟一样，是帝国的产物，事实上，至少在一开始，那些拥有殖民地的人认为它是一个绰绰有余的防御机制”。

作者认为：我们当代的民族国家体系不是威斯特伐利亚和欧洲目标的发明，而是非殖民化的产物，因此是对欧洲对现代世界秩序，特别是战后秩序的设计的反应和替代方案。

由于欧洲人反对这种制度，它的实施往往是一件非常血腥的事情，正如殖民列强在战后发动的无数战争和危害人类罪所表明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和维护殖民体系。

班布拉的工作有助于建立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历史批判，而不是我们目前对“方法论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的理论共识所延续的许多误解。

班布拉以以下声明开始她的演讲：

二十世纪中叶英国福利国家的巩固不仅与大英帝国的系统性解体相吻合，而且受到其重大影响，然而，主流叙事将其牢牢地置于国家背景下，学术研究如此，流行代表也是如此。例如，人们只需要想想肯·洛奇（Ken Loach）的《45号精神》。

肯·洛奇（Ken Loach）关于工党政府在1945年迎来的全面社会改革的著名纪录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5年的精神和愿景是帝国的，正如班布拉所表明的那样，战后福利国家在不列颠群岛上的建设部分是以世界各地殖民剥削的持续为前提的，同样，关于民族和社会精神的叙述是以与帝国精神分离为前提的。

但是，当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恳求“世界和平”时，舒曼也忙于监督印度支那一场极其残酷的殖民战争，这场战争杀死了多达五十万越南人，这是欧盟需要抹去的东西，以庆祝舒曼宣言的精神，作为对“世界和平”的呼吁。

根据他们的说法，法国可以将非洲作为“给欧洲的嫁妆”和“引诱德国人”的一种方式。

在1950年，欧洲政治家们否认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任何政治机构仍然是很自然的，“非洲”是否是欧洲计划的固有部分，不是由非洲人决定的。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殖民非洲的各个国家，非洲独立不在议程上，从英国的角度来看，非洲是“英国可以而且应该果断地划定永久防线”的地方，是“大英帝国可以无限期维持的地方”。

这与西欧对亚洲、中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北非帝国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早在战争结束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前，这里就一直在酝酿强烈的反殖民情绪和独立运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威尔逊时刻”之后，已经形成了许多这样的运动，起初，这似乎将民族自决提升为一项普遍原则，因此产生了“机会之窗已经打开并将殖民解放问题推向前台”的印象。

尽管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欺骗性的印象，但它有助于激发和激进反殖民运动，发誓一旦1945年窗户重新打开，就不会让这一刻第二次溜走。

然而，殖民列强非常清楚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并不准备屈服，而是同样在为阻止亚洲和中东的独立运动浪潮做准备，也为北非的独立运动浪潮做准备，正如阿尔及利亚从VE日开始的大屠杀所表明的那样。

英国在1945年和1946年最初的帝国主义行动实际上实现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显著扩张，通过1945年对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干预，英国帮助法国和荷兰恢复了在战争期间失去的殖民控制铺平了道路。

英国的决定是基于这样的坚定信念，即重建亚洲的法国和荷兰帝国对于英国保住自己亚洲财产的能力至关重要。

正如班布拉在她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个关键时刻，来自马来亚橡胶和锡生产的美元收入的生命线根本不可能丢失，英国驻泰国大使说：“马来亚的边界在湄公河上”。

但随着1950年代的到来，欧洲列强很快失去了在亚洲和中东的大部分殖民财产，欧洲影响力的下降与亚洲迅速转变为冷战初期的主要战场齐头并进。

与此同时，中东和伊朗的事态发展正朝着类似的方向发展，殖民和冷战斗争往往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鉴于非洲与冷战和反殖民斗争的这种联系相对疏远，许多欧洲人因此认为，加强欧洲在非洲的财产将有助于阻止推动亚洲非殖民化的努力在非洲大陆站稳脚跟。

英国和法国都主张这样的发展，英国对非洲殖民主义复兴的坚定承诺主要归功于对非洲大陆巨大经济潜力的信念。

因此，正如班布拉所强调的那样，它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无价的机会来解决其骇人听闻的财务状况、整体经济衰退，尤其是对美国的尴尬依赖。

这体现在战后初期英国对其非洲殖民地的空前投资，随着1947年后英国经济形势显示出结构性疲软的进一步迹象，正如巴特勒所说，这导致了“对利用殖民地资源的短暂但前所未有的执着”。

正如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在1947年11月的非洲总督会议上阐明的那样：

西欧和热带非洲的经济在相互贸易、资本供应和货币体系方面紧密相连，以至于它们的海外平衡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问题。

热带非洲在粮食和原材料的实际供应以及英镑地区资金池的相当可观的美元净收入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贡献，非洲资源的进一步发展对西欧的恢复和加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正如恢复欧洲生产力对非洲今后的进步和繁荣同样重要。

在非洲，确实可以看到西欧经济具有新的力量和活力的巨大潜力，经济越强大，非洲当然会越好。

在“克里普斯说殖民地是生存的关键”的标题下，《纽约时报》强调，克里普斯的论点“已被美国顶级经济学家和商人广泛接受”。

《纽约时报》在1947年10月写道：“尽管她在国外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英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国家。

可以肯定的是，报告继续说，印度迷失了，巴勒斯坦正在路上，虽然仍然牢固，但它与中东和远东的关系肯定也显示出紧张的迹象。

然而，与这一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时报》还可以证实，“英国在非洲的利益——从肯尼亚、苏丹和尼日利亚一直到开普敦正在扩大。

事实上，在1947年，非洲正在取代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的最终理由之一”，正如路易斯（Louis）所说，其中大部分内容呼应了十九世纪末争夺非洲的精神：“从蒙巴萨到拉各斯，热带非洲的地图将被涂成新的英国红色，其中重要的中心在苏丹。

尽管非洲经济前景黯淡，但英国最初的热情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

企业的假定生存能力也与同样假定的时间缓冲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英国认为它可以在假设其非洲计划有时间的情况下工作，因为帝国其他地方实现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潮流仍然被视为与热带非洲保持安全距离。

1948年《国际事务》杂志断言，“关于非洲人及其愿望”，“快速的政治演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也不是他的主要需要。

相反，据说非洲人所寻求的，以及英国应该提供的，是“为他的身体和思想提供营养”。用加拉格尔的描述来说，“非洲”将是印度的替代品，更温顺，更具可塑性，更虔诚。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法国和许多在1940年代和50年代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人都接受了同样的时间计算。

随着1950年代的过去，英国的非洲企业将失去动力，而法国和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将继续推进将非洲殖民地与欧洲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计划。

该计划以欧非的名义发展，并在1957年《罗马条约》中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决定吸收或联合法国和比利时的非洲殖民地而成功结束。

事实上，非洲殖民地及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在几乎所有战后欧洲一体化组织和机构的议程上占有突出地位。

例如，1948年5月在海牙举行的欧洲运动欧洲大会上，会议商定，“当然，欧洲联盟必须将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延伸、附属和相关领土纳入其轨道，并且必须维护将它们团结起来的现有宪法联系。

大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欧盟联邦党人联盟（EUF）坚持认为，“只有考虑到将欧洲与分散在全球的国家和附属领土联系在一起的联系，欧洲作为一个实体才能可行。

欧盟基金会还坚持认为，成立于1949年的欧洲委员会应该在非洲殖民地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认为“殖民地国家所有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为了所有有关人民的利益，应该为非洲某些地区采取共同的欧洲发展政策。

出处：

欧洲联盟历史档案

阿隆《 法国坚定不移，变化：第四至第五共和国》

Bayly， C.， & Harper， T. 《被遗忘的战争：英国亚洲帝国的终结》

贝努瓦，E.《六七岁的欧洲：共同市场、自由贸易联盟和美国》

布雷迪《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压力下的联盟维护》

布朗，W.《有围墙的国家，主权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