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殖民政策是法国殖民者在时代背景下对摒弃旧殖民方式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也是法国“文明化使命”下十分重要的一项具体措施。

法国殖民者称“卡比尔人残暴、嗜杀成性、拷打俘虏，还说，对野蛮人宽容是一种错误”，归根结底，就是殖民者塑造的一个侵略阴谋，这场阴谋将阿尔及利亚卷入其中130余年。

然而，定居者殖民政策作为实施侵略策略的一部分，对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改变了阿尔及利亚的生产关系，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彻底转变。

在生活各个层面的不同地位使定居者与土著居民成为敌对的两个群体，定居者的处处压制使土著居民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此外，定居殖民政策在阿尔及利亚的实施也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留下了无法轻易抹去的印记。

殖民地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

殖民政府的建立与大量定居者的输入对阿尔及利亚土著社会产生了极大冲击，土著居民的生产资料被剥夺，生存空间被压缩。突如其来的变故将土著人口习以为常的生活变得陌生和令人恐惧。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家长制解体，生产资料的缺失与雇佣关系的确立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取代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阿尔及利亚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法国殖民者入侵阿尔及利亚前，阿尔及利亚有4/5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与畜牧活动。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与定居者数量的增多，殖民当局为了实现他们所期望的未来，“土著居民必须被边缘化和剥夺权利”。

首先，生产资料的丧失。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阿尔及利亚社会中多样的土地所有制对殖民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殖民当局为将土地据为己有，使定居者更容易获得土地，步步为营地将不可买卖交易的土地变更为私人占有地或收归国家所有，并将其过程合法化。

牧民游牧所使用的土地也被逐渐被蚕食，造成了短时间内牲畜数量的减少与游牧牧民逐渐定居的直接后果。大量土著居民世代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被剥夺，被迫沦为无产阶级。其次，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

几个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是以氏族部落为主要社会组织单位，人与人之间依靠血缘关系组建团体，同样以血缘效忠为社会认同核心。

在政治层面，部落是反抗法国统治最有力的组织；在经济层面，部落同样是阻碍定居者安居的最大障碍。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述的：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

法国殖民者在摧毁阿尔及利亚人经济基础的同时，同样毫无疑问的解体了其部落关系本身。无论是定居部落还是游牧部落，都因生产资料的丢失而解体，部落社会在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上宣告结束。

最后，城市土著居民的困境。城市中小工业者同样因为殖民者的压榨与定居者的排挤而饱受摧残。在殖民者武装入侵阶段，除惨无人道的杀戮外，战争的爆发也使城市中的小商业者濒临破产，即使有幸存的商户也在随后建立的殖民经济中每况愈下。

定居者的到来使房屋租金日渐上涨，大量法国商品的涌入使本土商品竞争力大大减小，法国货币的大量输入也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小商户几近破产。

由此，城市中土著小商户与富裕商人均受影响，大部分同样沦为无产者，加速阿尔及利亚社会无产阶级的形成进程。

2. 生产关系的变革

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的生产资料被转移到殖民者手中，使定居者摇身一变成为所有者，加之早期定居殖民政策实施阶段投机行为的肆虐，进入20世纪后，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土地所有者拥有超过100公顷的农场。

在资本的作用下，定居者将土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1878到1914年，欧洲人以平均每公顷119法郎的价格从阿尔及利亚人手中购买了122.4万公顷土地，同期，阿尔及利亚人以每公顷223法郎的平均价格从欧洲购买了33.7公顷贫瘠的土地。

这样的低买高卖情况不仅存在于农业领域，在畜牧业同样存在。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不仅没有高额信贷的助推，他们所面临的只有高额税收，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气候恶劣与随之而来的霍乱及伤寒一次又一次将土著居民推向贫穷的深渊。

为购买土地而支出货币资本，并不是投入农业资本，这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其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本，这相应的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

由于难以忍受苛税的重负，部分土著居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雇佣从事农业劳动，成为季节性劳动工人，但实际上被雇佣的土著居民工资还不如成为欧洲定居者农场的佃农收入多。

另外一部分土著居民则选择去往城市寻找生计，但大多只是成为城市棚户区中的一员。进入20世纪，法国工业化进程加快，需要大量劳动工人，阿尔及利亚籍劳工成为其中坚力量。

随着定居殖民政策的推进，殖民者“成功地”解构了阿尔及利亚本土社会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并重构新的生产关系在阿尔及利亚社会中。

雇佣关系的出现标志着殖民当局在高利贷资本基础上构建的生产关系在阿尔及利亚顺利萌芽，这种定居者主导的雇佣关系成为殖民时期阿尔及利亚社会生产关系中重要的特征之一。

加速民族意识的觉醒

殖民当局在经济领域的入侵使土著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将土著居民置于水火之中，加剧了土著居民对定居者的仇视情绪。

“文明建立的不是机器而是思想”。定居殖民社会在阿尔及利亚的建立使定居者与土著居民在互动过程中产生了相互交融与影响，它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同样存在于精神层面。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定居殖民社会无异于法国本土，不仅物质条件相似，法国的意识思想也因定居者的定居而传入阿尔及利亚。

1. “二元对立”结构的形成

“殖民者与土著民族的交往——通过抵抗、遏制、侵占、同化、异族化，或企图破坏——是最终塑造新国家文化和政治特征的历史因素，以极为重要的方式调解了它们共同的殖民根源与路线。”

这一结论在阿尔及利亚同样适用，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和欧洲定居者的互动成为塑造殖民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的重要来源。

一方面，欧洲定居者一直致力于塑造自己的优越地位，排挤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殖民当局为佯装自己殖民统治的正确，将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塑造为野蛮形象。

1947年，托克维尔称法国“让穆斯林社会变得更加悲惨、混乱，在他认识我们之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知和野蛮”。

从定居者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受到殖民当局的影响，认为土著人口是愚昧与懒惰的代表。同时，凭借殖民当局为其创造的优越条件，定居者群体逐渐形成了与土著居民截然不同的群体认同感。

在这种群体认同的感召下，定居者不允许土著居民群体在现有基础上得到任何利益与权利。

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法国殖民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奉行宽容的统治策略，在1863年和1865年两次通过帝国法令为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谋求权利与利益。

这与定居者们所愿望的前景大相径庭，引发了定居者的极度不满，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阿拉伯人皇帝”的运动，与帝国政策抗争以确保定居者的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对定居者的仇恨情绪不言而喻。首先在经济上，殖民当局为利用定居者巩固殖民统治，大肆侵占土著人口的土地与财产，使土著人口成为无产者并继续处于定居者的盘剥之下。

城市中土著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可是拿的工资，只及那些每日工作八小时的欧洲籍工人工资的一半。

有些土著工人因为在国内生存困难，不得不逃往法国工业城市务工。皮埃尔·布迪厄将殖民地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称为“一个无产阶级在法国的社会”。

其次在政治上，土著居民一直处于被支配的一方，地位和权力远不及欧洲定居者。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民政体制，土著居民不得不接受定居者的制度规则，接受不平等的“公平正义”。

最后在文化上，本土文化被殖民者抹杀，土著居民的受教育率极低，可以接受的教育也是殖民当局为之设置的服务于法国殖民统治的教育模式。

定居者对土著居民的处处排挤与打压催生了土著居民对定居者的仇恨情绪。

二者的对立在双方的互动与殖民者的偏袒下变得愈加严重，以对方为目标的报复行为时有发生。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成为殖民时期阿尔及利亚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之一。

2. 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

在殖民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受殖民统治的影响，形成了多种新思想并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在与定居者的互动中，土著居民接触了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与思想，二者在思想层面潜移默化的交融促使土著人口有机会接收新思想并将其应用于现实之中。

首先是以费尔哈特·阿巴斯为代表的同化主义。在定居殖民政策的推动下，作为殖民政府巩固统治工具的定居殖民社会逐渐发展壮大，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开设的学校也逐渐增多。

家境富裕的阿尔及利亚中产阶级将孩子送到殖民政府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从小接受法语教育，长大后大多从事律师、商人以及医生等行业。

这部分青年人承认法国的主权并且不排斥甚至主张与法国同化，但他们不愿意抛弃身上的宗教特征。由于对政治权利的极度渴望，同化主义者鼓励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融合，但这种本土社会精英团体的思想无法为广大普通群众所接受。

其次是以梅萨利·哈吉为代表的梅萨利主义。由于阿尔及利亚土著人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受到殖民当局的压迫与欧洲定居者的排挤，土著人群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以至于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

一部分无产者在宗主国法国工业发展脚步加快之际，背井离乡去法国工业城市的工厂务工。

在工厂中，阿尔及利亚籍劳工与法国本土工人阶级共同生活，目睹了欧洲的工人阶级运动，形成了以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最后是以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为代表的伊斯兰改革主义。

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底色始终是土著人群最显著的特征，在现代阿尔及利亚的历史编纂中，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似乎是一种广泛的共识。

法国殖民者在抵达阿尔及利亚之际称：在未来法国的统治下，“穆斯林宗教权力的行使是自由的。

各阶层居民的自由、宗教、财产、商业和工业不受侵犯。他们的女性应该受到尊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殖民者的入侵与残暴统治，阿尔及利亚本土的宗教人员察觉事实与最初的承诺大相径庭，主张通过宗教复兴与文化复兴的方式拯救穆斯林社会，极度反对同化主义。

此外，还有共产主义等思想活跃于阿尔及利亚独立前的政治舞台上，阿尔及利亚定居社会是多种社会思潮产生的温床。进入20世纪30年代，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政治斗争变得尤为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败亡使阿尔及利亚的本土力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再加之1945年塞提夫大屠杀事件的发生，阿尔及利亚多种民族主义思想向合流方向发展。

正是多维度民族主义思想进行的实践探索，使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得到觉醒，为最终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夯实了坚固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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