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皇帝，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汉朝前期一直奉行黄老之学修养生息的政策，加上“文景之治”的励精图治，到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国家财政充沛，汉初残败、衰弱的社会得以恢复发展，汉朝的国力空前强大。

因此，汉武帝可以对内实行一系列改革，对外讨伐蛮夷，尤其是任用卫青、霍去病两位大将对匈奴人展开进攻，收复了河西走廊地带，改变了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主导的局面，取得了极大成就。但汉武帝长期对外用兵，忽视了内政，导致国内政局动荡，矛盾尖锐。汉武帝为维护汉朝的统治，避免走秦朝灭亡的旧路，在晚年转变朝政的重心，引发一系列讨论。武帝去世后，权臣霍光和宣帝继承完成了武帝晚年新政，使汉朝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汉武帝晚年真的“幡然醒悟”了吗？

学界关于汉武帝晚年是否对自己之前的政策存在反思，是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劳民伤财之政策进行调整存在争议。国内的唐长孺、田余庆先生均认为汉武帝晚年改变了治国路线，尤其是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进行阐述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陈苏镇、辛德勇等学者认为轮台之诏只是武帝针对轮台等局部地区而实行的暂时性政策调整，并没有完全改变兴利之政。关于这一问题学界聚讼纷纭，难成定见。

田余庆先生引用《资治通鉴》等史料，认为汉武帝在去世前两年大幅度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策略，由早期大力用兵，由“穷兵黩武”之迹象转向了“守文”的政策，由此稳定了局面，维护了汉朝的统治秩序，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基础，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不过由于《资治通鉴》关于汉武帝的记载存在争议，田余庆先生的论述也被质疑。

《轮台诏》的颁布被视为武帝调整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因此无论是支持武帝政策转变的学者，或者是持异论者，都将此诏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辛德勇在《制造汉武帝》这本书中对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进行了大量的回应，辛德勇老师的核心论点是《论轮台诏》这篇论文的史料来自《资治通鉴》，但根据史源学分析，《资治通鉴》中关于汉武帝的记载来自南朝宋的小说《汉武故事》，司马光明知道这本书内容并不可信，但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使用了里面的史料，来塑造出一个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汉武帝晚年形象。

汉武帝

辛德勇剖析《轮台诏》只是汉武帝对局部地区的军事调整，并非刘彻转变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杨勇则认为，在《轮台诏》中仅仅涉及了对外战争的方面，没有司法和经济两大重要领域，所以这种调整并非是国家政策的完全调整。我们可以从许多史料中看出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完全放弃征服匈奴、四夷来服的梦想，因此辛德勇、杨勇等人的分析是有合理的成分的。

但他们将武帝的修文之举完全视为权宜之计，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汉武帝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政策，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汉朝的长治久安。经过对西域的长期经营，武帝晚年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皆被征服，匈奴虽然没有彻底被汉朝臣服，但威胁也被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由于汉武帝长期对外用兵征收，使国内的民生凋敝，汉朝内部矛盾重重。此时维护皇朝内部稳定已超过了与匈奴博弈的重要性。因此武帝在征和四年推行的一系列重农举措，就是希望通过政策调整，将朝政的重心转向民生。

汉武帝晚年自知年老体衰，时日无多，为了保证政权交替的稳定，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才可以安心选立继嗣，布局朝政。虽然武帝去世前几年，他年岁已高，但汉武帝并未完全糊涂，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民众，稳定时局。汉武帝在身体每况愈下的前提下，用很短的时间还处理这些问题，可见武帝怕时日无多，急于解决社会问题。

昭帝时期霍光所推行的守文之政

由于汉武帝颁布轮台之诏后不久便很快去世了，因此他并没有能够改革经济、司法领域

使民众疾苦政策的问题，故而学者认为研究武帝晚年之政，不仅要看武帝最后几年的改革，还要对昭帝时期霍光等辅臣大臣推行的政策予以考察。

武帝临终前选择少子刘弗陵为继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刘弗陵像他，可以完成其没有完成的事业。由于武帝去世时候刘弗陵过于年幼，无法独立主持国政，因此在刘弗陵亲政之前的一段时期，武帝必须要组织建立一个不仅忠心，还要能够贯彻落实他的治国理念的团队来辅佐年幼的刘弗陵。故武帝临终前选择由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田千秋、桑弘羊等五人来进行托孤。

武帝之所以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是因为此三人都是经过他考验的忠诚之士。

霍光是霍去病的母弟，霍去病去世后，霍光就被任命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侍奉在武帝身边，被评价为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金日磾也是长时期侍奉武帝，深得武帝信任的人。上官桀也以忠诚而为武帝所赏识。武帝选择这三个人，是因为他们都长期在武帝身边，武帝对他们的能力和忠心都有极大的信任，因此挑选他们来辅佐少主。

选田千秋，是因为武帝认为他为人“敦厚有智”，是一个可以托付大事的人。桑弘羊是著名的理财能手，在武帝朝就长期担任财政官员，为武帝征讨四方提供财政支持。武帝希望他桑弘羊与田千秋等外朝官的领袖，协助霍光等中朝官，共同继承自己治理国家的遗志。同时又将霍光确定为五人辅政班子的领袖: “政事一决于光。”可知在武帝那里，霍光最得信任。

由于武帝授权霍光为五人领袖，加之霍光本人对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权力运筹，昭帝即位后不久，霍光就基本掌控了汉朝的朝政，此时汉家之政基本就是霍光之政。由于霍光一直以来都忠实地贯彻武帝的意图，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昭帝时期霍光在朝廷推行的政策，来反向窥武帝临终之遗意。

霍光所推行的并并不是文帝时期的方针，而是武帝晚年转变后确定的策略，即在未放弃征服天下的同时，兼顾缓解社会矛盾、推迟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经营西域的节奏，来获得励精图治，普施德政的时机，达到恢复国力的目的。如霍光主张昭帝改变武帝时期的奢靡之风，即位以后，甚少对外出行，铺张浪费。并前后两次让昭帝示行亲耕礼来展示重农。霍光为了息民力，针对不同地区的灾害情况，减免百姓的租税。减轻刑罚的种类，多次大赦天下。了解民生疾苦，对百姓进行赈贷赏赐。遣派使持节视察郡国情况，维护地方统治。诏举贤良文学，推行举贤良选拔人才的方式。

霍光也外政策也会对西域诸族展开军事行动。但这些军事行动，皆是为了巩固武帝时取得的胜利成果，并非是对武帝晚年穷兵黩武的延续，何况守疆卫土本就是国家的职责。即使是在汉文帝时期国力衰弱的情况下，面对匈奴的侵扰，文帝采取的措施也并非一味退让，不做任何反抗。

而且在此过程中，霍光也尽量减少对百姓的侵扰，任用刑徒及征调事发地附近的士卒来从军征讨。因此从上述的霍光之政可知，武帝晚年的政治变革，下“罪己诏”都并非只是对外缓和矛盾而实行的权宜之计，而是政治上的治国路线从开边兴利转向“守文”注重民生。

宣帝如何“霸王道杂之”

在汉昭帝去世后，霍光迎回了流落民间的皇子刘病已，即汉宣帝。宣帝刚即位就尊孝武为世宗庙，表彰武帝，学界认为这是宣帝在表明要继承武帝事业的态度。每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剖析一个时代，要“前后左右观之”，将前代、现代和后代联合起来把握，不仅关注两个时代的相同之处，也要找到相异之处，恰恰是相异之处可以反映着历史变迁，时代发展。

汉宣帝

汉朝建立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武帝时期，国力得到恢复发展，对匈奴由被动保守转向进攻的时机也得到了成熟。因此武帝即位后，很快便实行大有为之政，转变对外策略，这并非完全因为武帝本人天资卓异，更多顺应时代要求的举措，这是历史交给他要承担的历史责任。

而到武帝晚年，经过多年对匈奴的进攻，使匈奴退回漠北，减小匈奴对汉朝边境的骚然，但始终未能让匈奴彻底臣服于汉朝，而国内经过长期对外战争，造成了内部经济调敝，社会动荡此时要想实现国家理想，无论是武帝、权臣霍光，还是后来亲政的宣帝，为谋求长远发展，都要改变策略，把恢复内政和对外开辟疆土作为奋斗的目标，这也是时代使然。

宣帝虽然与武帝一样希望可以达到四夷臣服，然而其对外所采取的路线方针与武帝不恤民生之政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且对比霍光的政策也更加谨慎。宣帝亲政后，从维护国家安宁的角度出发，非常注重运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和异族的问题。宣帝认为若必须发兵，则竭力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縻费国家资财，因此对于用兵也十分谨慎，西域诸国的问题，基本上都是通过派遣的使者、在西域屯田的士卒以及西域诸国的城郭兵来解决。

在内政方面，宣帝也继承了武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政策。所谓“霸王到杂之”指的是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不是德主刑辅，是王霸并重。其实质是以儒术缘饰法治内核。

宣帝无论是对内实行德政，还是对外采取措施，皆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内政。宣帝继承的武帝大政方针，并不是全部的方针，而是武帝晚年政治转向后的“守文”方针。所以将宣帝之政完全看为“守文”政策也是与史实不符合的。

汉代石砖

结语

总之在武帝即位后，国家政策从休养生息逐渐转变为对外开疆扩土，打击匈奴，通过一系列军事措施有力地减轻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与此同时，由于武帝晚年穷兵黩武，使汉朝内部矛盾加重，国内政治危机四伏，因此为了维护皇朝内部稳定，武帝晚年不得不转变政治策略，推来缓和国内矛盾。

在武帝去世后，他的政策被霍光所继承，继续实施。霍光主政期间由于政局复杂，恢复过部分武帝的严酷之政，但大体上还是贯彻落实“守文”政策。及至宣帝即位，全面推行“守文”之政，从而有效的缓和了国内局势，增强了汉朝国力，将汉朝的统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参考资料

《史记》

《资治通鉴》

《轮台诏》

《汉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