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给近六百年商王朝画上句号的亡国之君，难辞其咎也试图挣扎

自成汤灭夏，延续近六百年，至于殷纣，被周所灭——商王朝寿终正寝了。

《史记·殷本纪》，记有三十一位商王。其中包括未立而卒的太丁，实际有商王三十位。从甲骨卜辞看，周祭迄于康丁。算下来，太丁和祖己立为太子而未继位，作为商王祭祀的共有二十九位，实为二十七位。《殷本纪》所记仲壬、沃丁、廪辛不见于周祭，商族后世并未承认三人为王。

当初商代夏，末代王夏桀便被商族说得万分不堪。周灭商，亡国之君商纣，落得了同样下场。

殷纣，古籍记其名有十二种——辛、帝辛、受、帝辛受、受德、受德辛、殷辛、后辛、纣、殷纣、商纣、帝纣。

纣，为商王帝乙三个儿子之一。史载，他的上面还有亲哥微子启和同父异母兄微仲行。其母生启时尚为妾，及立为后才生下了纣。微子启为长子，且贤于纣，但朝廷太史据法而争，说微子启不算嫡子，遂立纣为太子。

史籍还载，纣有旷世之才。

《荀子·非相》：“古者桀纣，长巨娇美，天下之杰也。”

《殷本纪》：“（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说他的才智足以回绝臣下的劝谏，能言善辩足可文过饰非云云。

不过，史籍记载更多的，是殷纣的残暴无道。具体说——

第一，设炮烙之刑。

商末民怨沸腾，殷纣于即位四年设炮烙之刑，以烧红的大熨斗烫烙。据说于九年得妲己后，改为以烧红的铜柱施刑。

《史记·周本纪》说，后来西伯也就是周文王“献洛西之地，以请去炮烙之刑。周许之。”

第二，滥杀无辜，殃及三公。

三公为西伯昌、九侯（鬼侯）、鄂侯。《史记》《战国策》《今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皆有记载，即剖比干心、断才士股、刳孕妇胎、斫老人胫，及至杀九侯女、脯鄂侯、囚西伯。

第三，用小人，远贤臣。

《尚书·牧誓》《尚书·召诰》《殷本纪》《吕氏春秋》等有载，纣重用费仲、恶来、崇侯虎等助纣为虐的小人，微子数谏不听遂去，比干强谏被挖心，箕子被囚，大师、少师奔周，众叛亲离。

第四，好酒淫乐，穷奢极欲。

《尚书》之《微子》《酒诰》《无逸》，《逸周书·克殷解》和《史记》之《殷本纪》《乐书》都说，殷纣好酒淫乐，作酒池肉林令裸身男女追逐其间，并乐享鄙俗舞蹈、靡费之音。《六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世本》等，说殷纣大兴土木、广建亭阁楼台，加重税负，劳民伤财。

第五，不敬天不保民，内外失政。

《尚书》之《多方》《多士》和《逸周书》之《商誓解》《克殷解》说，殷纣疏于祭祀，不敬天神；昏暴百姓、罔顾民祇。对内废弃法典，“图厥政”不任政事；对外穷兵黩武，不知怀近柔远。

第六，宠爱妲己，听信妇言。

《尚书·牧誓》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

《殷本纪》说：“（纣）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云云。

从以上所列看，殷纣的确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不过，同样在古籍里，又可以看到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些信息。

比如，任用新人下人，限制旧贵族。

《尚书》之《微子》《立政》、《诗经·大雅·荡》，包括当期卜辞记载，可知殷纣限制旧贵族权力、将官员任命权集中到商王手中、选用重用从底层遴拔的“小臣”。说明殷纣在位时进行了激烈的人事改革。

比如，进行经济政策改革。

《殷本纪》《孟子》等记载，殷纣在财政方面做了改革，将控制权从贵族那里收到商王手中，重用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的费仲、胶鬲等官员。考古发现，殷纣时期的渔业和盐业、冶炼等，都有很快的发展迹象。

比如，对祭祀进行改革。

前面说到古籍中指责殷纣疏于祭祀，不敬天神。但甲骨文和商青铜器铭文证明，殷纣并非一概疏于祭祀，而是一方面祭天确实减少；另一方面祭祖却大量存在，即便在出征途中仍不忘祭祀先公先王。事实上，殷纣祭祀的神灵范围在缩小，同姓宗族的祖先神和旁系远支不再列入国家祭祀之中。应该说，殷纣对国家祭祀也在有目的地进行改革，通过这一改革，使一些旧贵族远离最高政治权利中心。

比如，扩大直接控制的人口。

商代近六百年，之前所有人皆归于各自族属。王朝中央政府并不直接管理到人。《尚书·微子》《尚书·牧誓》《左传》等载，殷纣削弱族群实力，增加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一是以法律惩罚的形式使人脱族，即后来所说的“脱籍”或“除籍”；二是收纳各方国的罪犯和逃亡者，所谓“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这既增加了商王朝实力和兵员，也起到了牵制诸侯的作用。

比如，强化对外服的控制。

商是王朝，但仍不脱更早方国痕迹。除去京畿地区，即大邑商之外，周围的势力范围是一百多个方国。严格说，方国异族，全靠武力征服依附于商。一旦实力增强，便有脱离甚至入侵之风险。商代几百年间，与方国就打过几百场战争。《殷本纪》《左传》载，商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参与王朝事务管理，是牵制外服方国的新举措。商纣还包括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来加强了对方国的军事控制。

从这些完全相反的信息看，殷纣又不是一个毫无能力毫无作为的商王，甚至还很有改革的决心和想法。

古籍中这种前后非常矛盾的记载，问题出在哪儿？

大概有两点——

一是，所有不利于殷纣的记载，主要出于周族灭商的战争动员。

最集中的，就是《牧誓》。然而，周武王《牧誓》中所云，是周族发动对商纣战争的理由。不说殷纣昏庸无道，周族代天行命执行惩罚，就不能号召诸侯参战，也无法证明周伐商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二是，所有不利于殷纣的记载，也主要出于周族立国后为稳固自己统治的考虑。

集中于《召诰》《酒诰》《无逸》《立政》。首次提出要“敬德”，这是周人发明的理论；强调不能耽于纵酒淫乐；需勤于国事，安抚人民；对官员提出了不可“暴德”“逸德”的要求，是前三项的具体化。

实际上，包括周族在内，后世并未认真分析过殷纣的亡国原因。

近六百年商王朝亡于纣，自然他本人的种种劣行是重要原因，难辞其咎。

然而，商王朝的衰败不是从他开始的。按照《殷本纪》的说法，武丁开辟了商王朝的鼎盛一世。崩后子祖庚立，尚可维持。待其弟祖甲继位，“淫乱，殷复衰”。再经廪辛、庚丁两朝，到武乙，“无德”，“殷益衰”。武乙之后是帝乙，然后就是纣了。

从祖甲算起到纣，六位商王基本都是在走下坡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商纣时期，不过是到了大厦呼啦啦倾倒的时刻。

不容忽视的是，周族灭商之前，已经历百年四代王的励精图治，尤其在军事建设方面远超商王朝水平，且在西方大力开拓疆土，实力大增。《诗经》《史记·周本纪》《孟子》《战国策》众多史籍都记载了周族崛起的强劲势头。

商王朝先是对此无感，后来发现了又应对失策，加上自己内外失政致使诸侯百姓都更倾向遵从周伯，一旦到了决战时刻，便很难挽回败局了。

所以，概括地说——

第一，商晚期六位商王的个人原因，导致了商王朝衰败的加速，这是个人因素。

第二，商王朝作为“王朝”，但还保留着“方国”时期的诸多因素。仅仅靠武力征服来维持统治，难于形成统一的“王国”实力，说西周靠温暖的血缘关系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王朝“大一统”是正确的。

第三，商王朝在内外治理上，确实缺乏经验、办法不多、乏善可陈。殷纣试图改革，可为时已晚。而且，自从他爸爸不立微子启立他为太子，就已经埋下了王朝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巨大矛盾，成为后日内政不安的根源。于是殷纣也不得不任用新人下人。

总体上说，实际关于殷纣的记载，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不妨认为，殷纣作为历史发展和过渡阶段的商王，历史的发展趋势就决定了商王朝要灭在他的手中。

周之灭商立国，在国家形态和治理水平上，都大大上了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