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边战略的轻视与诸民族的汉化

东汉时期，王朝整体的边疆战略与思想政治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对南部边疆的经略成果，并在此之上有所发展，使南疆诸族呈现内附融合的倾向，生产经济也得到发展。但东汉王朝受限于北边经略的压力与经略政策、思想上的局限性，从始至终对南边经略缺少主动性。在处理南边民族矛盾与统治问题时普遍依靠良吏们的个人能力，缺少国家层面的战略、政策决定。南边经略的政策、赋税和改革多是由边吏自下而上的推动。例如广汉太守郑纯通与哀牢人约定赋税，并习以为常。

这种情况就导致不同的官吏对于赋税标准并不统一，受边吏影响巨大，具有极大地灵活性与随意性。在东汉王朝中后期，就因官僚集团腐朽化，对诸民族课以重税而导致多次叛乱。边吏在处整个南方诸民族间的问题时，也习惯依靠“故事”来解决问题，如南郡太守靳强“依秦时故事”。

而面对大规模叛乱时，朝廷也反对像处理北方民族冲突时依靠军事手段，而更愿意“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士之赏”，拒绝征发内地士兵，认为是“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寄希望于消极自守和重金收买，甚至叛乱势力的内斗来解决表面问题，缺少对造成叛乱反思和经略调整。

这反映东汉王朝的上层阶级始终未能将南部边疆的重要性与北方边疆一视同仁，始终缺少积极主动的经略政策。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东汉王朝相对温和的经略思想和良吏们重视德化柔和的经略手段，也促使了诸民族生产组织形式提高，推动了渐进式汉化。

自秦时就开始于东南边陲设置郡县，迁徙民众，在长期发展中促使了东南边的非汉民族由“蛮夷”向“半蛮夷”化转变，东汉政府继续推进了这一进程。在西南边，通过西南诸民族“慕义内属”侧封君长等形式使西南夷民族从“徼外蛮夷”向“徼内蛮夷”转化，在这种杂居的环境下，西南夷的在汉与非汉之间的认同和表达的边界模糊，“汉人”的具体边界也开始模糊，徼内夷连同汉民族都被成为“汉人”“汉民”。

东汉王朝以夷治夷，迁移赋税等内地化的经略也使诸民族经济实力，组织形式得到发展，良吏们在南边进行的礼仪教化等德治也取得了优良的结果，使南边诸民族“渐迁其俗”，民族间的隔阂开始模糊。经过两汉王朝长期的经略，南边诸族对中原王朝的统治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南边诸族与汉民族的联系不断加深。

两汉时期“大一统”特色的中国古典国家认同也呈现向边疆民族地区辐射传递的发展趋势。但是，东汉统治集团长期缺乏对南边开拓进取的积极心态，并对南边诸民族缺少更进一步的认可和了解，经常依靠边吏的个人素质解决问题。但东汉中后期开始，国家实力不断衰落，官僚群体也日益腐朽堕落，这造成了使南边诸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受到削弱，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也遭到打击，阻碍了南边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东汉“四边”经略的整体边疆战略中，因民族矛盾，地理差异的变化，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南北差异，并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四边之间矛盾相互影响，共同造成中后期边疆战略的困境。同时东汉王朝在进行边疆经略时，诸民族与汉王朝的关系也随之受到影响，产生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

东汉王朝边疆战略也始终受到国力的限制。建国之初，国力凋敝，因而消极防御，前中期国力恢复，走向强盛，国家能较为积极的开展四边经略，到国力下降期，民族矛盾频发，边疆动荡。在这之中，东汉王朝的经略思想和政治环境也受国家实力影响变化，同时也反过来对王朝的四边经略造成深刻的影响。

东汉“四边”经略的战略布局

纵观东汉王朝的“四边”经略的战略规划，其呈现出了明显的重心差异，基本上可概括为“重北轻南。”东汉王朝的整体控制区域来看，“北边”、“西边”皆处北方，且在这些地区的经略都有较大军事活动，故此经略就相对重视，而南边诸族相对弱小，加之两汉长江以南经济开服不足，故而东汉王朝就对“南边”相对轻视。以其中又“北边”为战略的绝对核心。经常使其余边为之策动，因北边的困难或顺境而产生相应调整。

东汉王朝统一后，由于南边诸族势力相对较弱并。对汉王朝的统治相对认同，因而较快的完成了统治恢复。但是北边却重新开始了与匈奴的冲突，加之乌桓、鲜卑的侵扰，客观的现实条件迫使汉王朝在建立之初的边疆经略重心放在了北边。

为了安稳北边，汉王朝不仅对西边的经略保持了沉默，拒绝了西域诸国的内附和对西羌部的经略，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进行了一定的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汉王朝也开始了对西边经略，开始恢复对西域统治权，经略西羌。但此时的经略重心依然是放在北边，在西域经略中遇到诸国反叛和匈奴攻击后，汉章帝就以“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为由暂时放弃西域经略。

再次联通西域是等到在汉和帝时期彻底击败了北匈奴之后才花费六年时间收复“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可见，在当时的汉王朝看来，西域的经略是服从于北边经略，当北边经略遇到困难时就暂时放弃西域统治，而北边经略的成功则带动西域经略的进行。

而后，东汉王朝在西羌部的经略失误，使西羌民族掀起巨大叛乱破坏凉州、并州，甚至进逼三辅，战线继续向北边及中原地区拉扯。

“重北轻南”的战略规划

巨大的民族矛盾和军事压力使汉王朝的经略重心始终在北边。同时，北边的经略也是一笔巨额的经济压力，对于西羌的军事支出，对匈奴西域等的笼络赏赐都使帝国财政负上重担。与北边相比，东汉王朝的南边经略则相对轻视，后世记载的相关史料较为缺乏。在东汉王朝统治期间，对南边的经略多是依靠良吏们的个人作用，朝廷从整体上的经略相对较轻。南边诸族经济，生产有较大的进步，但缺乏整体性的统一规划。

以赋税为例，诸族的赋税些或继承前朝的“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或是良吏们的个人誓约“纯与哀牢夷人约以为常赋”，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自由性，难以为北边经略的巨额财政支出做出贡献。

而后财政的压力使汉王朝的对南边诸族增税，但缺乏对诸民族的调查尊重，也过高的估计了诸族对汉王朝的认同，最终引发多次抗税斗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时郡县赋敛烦数，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

而与北边重兵讨伐的平叛不同，对于南边的叛乱平定多是依靠良吏们以恩信招抚，朝臣们也反对重兵讨伐，更多主张“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的手段。与北边大有作为的经略手段相比，东汉王朝的南边经略就相对轻视。

诸族的差异，整体性统治秩序的缺失使东汉王朝的南边边疆虽然较北边安稳，但始终开发有限，难以对帝国的四边经略形成互补。而在“重北”的战略中，又使“北边”处于核心战略中，使其余边为“北边”而策动。

在前期东汉王朝的边疆压力最主要的是来自匈奴的威胁，这种以“北边”为核心的战略规划是相对客观的。但从中期开始，“西边”西羌部矛盾的激化，而汉王朝依然对其缺少具体的战略规划，只是机械性的平叛。

甚至要多次讨论是否放弃凉州以全力经略北边，这反应东汉王朝在中后期战略规划上的萎缩守旧，难以对现实进行调整。在国力不断下行后，东汉王朝这种“重北轻南”的战略，最终并没使北边得到稳定，反而由于对南边的轻视，使南边诸族开始了间隙性的叛乱。

政治昏暗又难以对经略重心进行重新规划调整，依循守旧的经略又使东北区域又陷入动荡，西域诸国的矛盾爆发，相互攻伐，对“西边”的忽视，最终边疆矛盾失衡，陷入了整体性的动荡中。

总的来说，由于受统治疆域地形范围的影响，东汉王朝的边疆危机往往形成了相互关联，被史家称为“四夷之暴，其势互强”。四边经略的矛盾相互联系，即使各边动乱加剧，也能使各边趋向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