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卫生

在公共卫生方面，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埃及瘟疫十分肆虐。事实上，从1347年到1894年，埃及平均每九年就会发生一次瘟疫。换句话说，在这547年中，埃及有193年都发生了瘟疫。瘟疫的高发病率表明，这种传染病及其流行在大多数埃及人的生活中是极为常见的。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HardyMcNeill)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瘟疫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及决定因子，而瘟疫造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整个国家的人口锐减，进而导致经济的破坏和政治的混乱。有数据显示，1784年的一场瘟疫夺去埃及六分之一人口的生命；1835年的一场瘟疫夺去埃及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奥斯曼统治埃及期间，埃及最严重的瘟疫发生在1791年，这场瘟疫使每天有1000人死亡。然而，没过多久，每天的死亡人数就上升到了1500人。“无数的婴儿、青年、女仆、奴隶、马穆鲁克、士兵、检查员和埃米尔”都死于1791年的春天。这场瘟疫也造成了一场帝国在埃及统治的政治危机，因为没有一个被任命的埃及帕夏能够活得足够长对埃及进行有效统治。

然而，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民众思想还未解放的时候，他们应对瘟疫的反应是祈祷，大量人口还会随意流动，以为逃离瘟疫区就可以延续生命，伊斯梅尔贝伊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在试图逃往伊斯坦布尔之前就死于瘟疫。这种无知和迷信阻碍了瘟疫流行病的防治，反而造成更大量人员的死亡。1524年奥斯曼苏丹对瘟疫防治采取的卫生措施是按照当时伊斯坦布尔的习俗，下令杀死开罗所有的狗，并将它们的尸体挂在商店门口，目的是为了吓跑瘟疫。这可能是奥斯曼帝国唯一一次采取措施治理瘟疫，却采取了错误迷信的方式。

而在1618年的一场严重的瘟疫期间，埃及帕夏出于对公众的同情，免除劳役并命令国库支付穷人的丧葬费。瘟疫的暴发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如饥荒、洪水、干旱、物价上涨、大风和气候因素、尼罗河洪水泛滥的程度以及老鼠、跳蚤和人类的相对数量都会影响发病率和严重程度。还应注意的一点是，埃及处于贸易中心的战略位置，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和老鼠从其他地方来到埃及，这成为埃及瘟疫常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到19世纪，受欧洲影响埃及才通过检疫条例以防止流行传染病从其他国家传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的近3个世纪里，埃及人民在地租、苛捐、暴政、饥饿、瘟疫、死亡的交相压迫下，劳动人民的死亡率是惊人的；10世纪末法蒂玛王朝时期埃及的人口有600万，到18世纪末却减少到300万了。18世纪埃及每年的农业生产量还不及王朝时代的四分之一。

在公共服务方面，奥斯曼苏丹对埃及的治理十分注重环境清洁问题，帝国法令规定埃及帕夏必须确保开罗的街道定期清扫并洒水。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持自家门前的清洁。埃及当局经常向民众发布命令，要求他们清除商店前的垃圾。穆斯塔法·阿里写道“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们保持了商业区的整洁，运水车在开罗的街道上洒水和清洁，并且这些公共服务的费用是极低的。

当然这种公共服务仅限于城镇的商业部门，而住宅区特别是贫民区，不会出现这样的服务。在医疗卫生方面，有关介绍奥斯曼埃及时期医生的资料甚少。这一时期埃及的医生相对短缺，医疗卫生条件并不完善，大多数医院都无法提供真正的治疗。但却出现了医生行会，以犹太人居多。此外，这一时期埃及是著名的毒药解毒剂制造商，这种解毒剂名为TiryaqFaruq，它是从蛇身上提取毒液制成的，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并在整个中东地区出售。

二、城市生活

在开罗的城市生活中，犯罪是普遍现象。但在统治当局的控制下，埃及的犯罪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偷窃行为十分普遍，甚至会形成团伙在一些地区制造恐怖事件，在一些贸易港口，匪徒经常袭击住宅、商店和船只。奥斯曼帝国于1574年颁布法令，规定必须根据穆斯林法律对伤害平民的士兵进行审判，该法律对谋杀罪判处死刑，而且他们不应受到军队保护人的保护。

这一时期埃及帕夏、马穆鲁克贝伊和警察部队是进行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帝国统治初期，埃及帕夏尚且有能力对埃及实行有效统治，帕夏会积极推行帝国中央的政策。胡斯列夫帕夏（1534-1536）、梅西帕夏（1575-1580)和赛因帕夏（1635-1637）都采取有效措施来镇压社会犯罪，盗窃行为相对减少。但到17世纪，随着帕夏的权力衰落，他们在维护法律和社会治安方面的能力也相对减弱。

在穆斯塔法帕夏（1640-1642）任职期间，48家商店同时遭到入室盗窃，盗窃之风在埃及社会再次兴起。马穆鲁克贝伊力量的再次崛起使其也会负责社会治安的管理，倘若发生盗窃抢劫案，贝伊本人必须赔偿被盗窃或被抢劫的受害者，军队还会派遣专门人员负责城市巡逻。此外，这一时期社会上还存在监管市场和贸易的监管者，负责维持市场贸易的正常运转，处理商业纠纷。

在慈善事业方面，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贫富差距，因此统治阶级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慈善机制以巩固自身的统治。例如，在饥荒时期，帕夏为穷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号召埃及马穆鲁克高级将领发挥模范作用，扩大慈善事业的范围。在1695年的一次饥荒中，伊斯梅尔帕夏为1000名穷人和100-200名埃米尔提供了食物。

在瘟疫期间，帕夏会命令国库在瘟疫期间支付穷人的丧葬费。此外，宗教机构是埃及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媒介，宗教人士会促成统治阶级成员和富人的联合，共同成立反饥饿基金会，建立孤儿学校，为其提供资金援助，使得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住所并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们还会在公开的宗教活动期间向穷人提供食物和住所。埃及最持久的慈善机构是公共施粥所或救济院（土耳其语为“Imaret”），这类机构大多数隶属于清真寺，为穷人提供免费食物。

在休闲娱乐方面，这一时期开罗多姿多彩的公共仪式、庆典和表演是埃及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1599年穆斯塔法·阿里写道：根据开罗人民的习俗，每周都有奇特的庆祝活动，他们的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休闲娱乐中度过的。除了举行必要的宗教节日庆典外，开罗民众几乎每天都会举办某种庆祝活动，城市中到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燃放烟花爆竹，人们欢声笑语。开罗的街道上在平日里也会挤满各种各样的艺人，如舞者、说书人、杂耍者、耍蛇者、玩皮影戏的人，尤其在节假日中，艺人的数量会更多。

据说在塞留姆离开埃及后便将埃及的皮影戏带回伊斯坦布尔。前文中提到，咖啡贸易的兴盛使得城市的咖啡馆顺势兴起，这里成为达官显贵之人聚会和放松的娱乐场所，他们讨论商业和金融新闻，并策划他们的政治命运；朝拜者会在往返途中去咖啡馆品尝咖啡，为他们的生活增添新意。开罗对咖啡的依赖甚至远远超过了欧洲最富裕的地区。

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于1652年开业，此时开罗已经有643家这样的咖啡馆。到1800年，开罗的咖啡店数量翻了一番，六分之一的商队旅馆储存咖啡豆。此外，在开罗及其周边地区，散步、野餐和游览的地方很多。例如，在哈桑清真寺(SultanHasanMosque)附近，还有专门为开罗贵族使用的场地，他们会在那里放松、射箭和投掷马术比赛中使用的钝标枪。

埃及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在有关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的社会史和城市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表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诸多阿拉伯城市出现“衰落”的迹象。雷蒙德指出，开罗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前就开始衰落，原因是香料贸易路线的改道以及马穆鲁克王朝统治的衰败。但奥斯曼帝国时期，开罗受益于每年一度的麦加朝圣，以及16世纪的国际咖啡贸易取代香料贸易所刺激的商业活动。尽管它不再是马穆鲁克王朝的首都，但它仍是奥斯曼帝国的重镇，是埃及帕夏定居的所在地，也是大量士兵和官僚的中心。因此，以开罗为代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