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2）苏轼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

苏轼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在多地主政期间也是造福一方，倍受百姓爱戴，政绩斐然，可谓爱民如子，深为民间艰苦忧心忡忡。

那么面对想要富国强民的王安石变法，苏轼为什么要反对？

估计这事得从头说起。

宋神宗是大宋朝的第六位皇帝，他主政期间的国家形势可谓积贫积弱，强敌环伺。

首先，宋朝建立之前，国家已经经历了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五代十国等大动乱状态，早就民生凋敝、民不聊生；

其次，建国以后，从宋太宗开始与周边大战败多胜少，只能采取交纳岁币换取和平。和辽国的澶渊之盟，和西夏的议和赔偿，已经贫弱的宋朝更是难堪重负；

第三，宋朝以人文治国，更有赵匡胤订立的祖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多年不言战事，朝廷内外早已变得昏昏沉沉，满朝大臣也是沉迷于美食华服，不愿意做什么改变，变得保守固执。

如此状态下，神宗想要短期内实现财力雄厚、兵强马壮的梦想，只能启用强势的王安石，用强势高压的态度推行新法。

这种情况下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由于变法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需要整体的新政就够上下一心通力配合配合才行。秦朝时商鞅变法，有秦孝公的力挺，有得力重臣的辅助，有县吏的执行与反馈，多方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得以完成伟业，就这样还是在甘龙、杜挚等一班老臣及皇族守旧派派的阻挠下险些破产，付出了商鞅被车裂的代价。

新法制订和推行过快，本身就存在很多漏斗和缺陷，再加之底层官员的不作为或者乱做为，反对派的不配合故意破坏等，使得新法推行完全变了味道，甚至泥沙俱下，不但没有获得预想的效果，反而成了一些官员谋取政绩和私利的工具，使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了恶法。

就是在这个背景条件下，苏轼为父亲苏洵守制结束后再次返京师，正好赶上朝廷轰轰烈烈的变法狂潮，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两派正打的不可开交。

结果很不幸，苏轼被保守派选定为了代言人，参与到了残酷的党争之中。

这里面涉及一个大问题，苏轼在为地方官期间已经深刻的体会了民间疾苦、国家孱弱，也迫切希望能改变这个状态，苏轼当初为什么会反对变法？

究其原因，估计大致如此：

首先、苏家父子与王安石在性格特点、为官政见等诸多方面本就不和，成见很深；

其次、苏轼跟当时的保守派大臣之间关系亲密，交情很深，其态度上受到很大程度上保守派的影响；

第三、苏轼认为王安石的改革过于激进，而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自己见到的实际情况恰恰是百姓生活更加艰辛。苏轼更倾向于以节俭为方式的渐进式改良；

第四、我觉得就是性格问题了。苏轼当时年轻气盛，才名远播，还没受到什么挫折，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再加上肩负朝中一干大佬荣辱与共的责任，在受到王安石挑战时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其实这已经不是单纯执政理念和方法的问题了。

至此，苏轼已经无法回避这个凶险的政治漩涡，只能一头扎了进去，而党争却又正好是苏轼的短板，根本无力应付。苏轼一生的颠沛流离，郁郁而终，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而此时作为反对派代表的苏轼一面抨击新政，一面做了《上神宗皇帝书》，给宋王朝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却是，“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看到这里我就只能“呵呵”了。不禁让我想起了《宋史·岳飞传》里名句。问： “天下何时太平？”飞曰： “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还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依旧是儒家的老一套。

话说的都没错，绝对的高大上，但是具体措施呢？

当时的宋朝强敌环饲、朝堂萎靡、国库空虚，没有体制上的改革根本就难以为继。这就好比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亟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而你却站出来说手术不好，应该早睡早起，调理脾胃。

应该说苏轼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理想有抱负，文采出众。但是在国家经济建设层面上，或者说是治国策略方面能力却十分有限，既不能设计出一套比王安石更高明的制度，也无法看明白国家衰弱的根源所在，更对新政的底层逻辑缺乏了解，只是凭借感官印象以及一腔热血就站出在了皇帝的对立面，其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苏轼能够对于新政进行深入研究，结合自己在地方为官的经验，在具体执行方法上对新政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查漏补缺，不断优化，也许历史会是另一个写法。

多年之后，高太后重新启用司马光等一众守旧重臣，开始了对新法的全面废除，但这个时候苏轼已经历经风雨，也增加了更多的地方管理经验，对于新法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不是全盘反对，甚至与司马光产生了激烈的争议，这也能看到苏轼在思想上的进步，已经不在之前那个只看表象不究其理，动不动就为民请命的青涩小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