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30年代英国宗教改革开始后，英王开始关注本国的防御工作，而爱尔兰正是它盔甲上的弱点。

此地长期推崇反英运动，很容易使其成为国内外反英势力加以利用的重要基地，从而严重危及英国的安全。

那么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史料，分析自此以后爱尔兰岛的统治权有何变化？

宗教改革后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征服

早期亨利七世考虑到基尔代尔伯爵的地位及其与爱尔兰重大家族的关系，任命其代理英国王室对爱尔兰进行统治，但是基尔代尔的反复背叛促使新兴的都铎王朝在爱尔兰采取果断行动。

1496年召开的爱尔兰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波宁斯法”，意在公开宣告英王自1327年以来就对爱尔兰拥有的主权，规定今后爱尔兰议会不得在未经英国政府事先批准的情况下集会或通过任何立法。

亨利虽一度将爱尔兰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每年用来维持军队的高额花费使得他放弃了初衷，恢复了基尔代尔伯爵的代理统治地位。

亨利八世统治前期，对于如何将整个爱尔兰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始终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

直到都铎英格兰爆发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通过对教皇权威的否定，使英国民族教会摆脱了教廷的控制，并确立起英王在英国国教会中的至尊领袖地位。

此时，托马斯·克伦威尔担任首席大臣后开始左右爱尔兰事务:

一方面加强对都柏林政府的管理，基尔代尔家族的反叛被英军武力镇压后，克伦威尔派遣了一批值得信赖的官员到达都柏林，在斯基芬顿(1534年被任命为副总督)的庇护下接管了政府;

另一方面，削弱地方贵族的势力。

面对侵入爱尔兰的英国军队，不管是英裔爱尔兰家族还是盖尔族酋长都感受到一股潜在的威胁，尤其是宗教信仰上，爱尔兰人仍然忠于教皇和天主教，因此亨利在爱尔兰的宗教改革计划受阻。

为了按照英国的路线改革教会以及把爱尔兰纳入英国国教范围，亨利八世派遣高级教士乔治·布朗来到爱尔兰主持宗教改革。

虽然改革纲领遭到了下院主教和教士们的竭力抵制，但是解散爱尔兰修道院、没收修道院财产和土地、把原来向教皇缴纳的首年收益和其他临时津贴改属英王的法令都被强行通过，由此确立了英王在爱尔兰教会的最高首脑地位。

1540年新任爱尔兰总督莱杰的上任和克伦威尔的倒台，标志着亨利八世的高压政策逐渐走向平缓。

次年召开的爱尔兰议会正式承认亨利为爱尔兰国王，同时在莱杰的劝说下，爱尔兰酋长将他们的土地上交给英王并重新领受封地，从而确定了爱尔兰酋长作为英王封臣的地位，标志着爱尔兰是都铎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亨利八世意图在爱尔兰酋长的帮助下，逐渐使得爱尔兰“英国化”。

但是由于盖尔酋长的地位并不是父死子继，所以亨利死后爱尔兰又重新走上了叛乱之路。

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芒斯特省动乱不断。

1579年，在罗马教皇的煽动和资助下，詹姆士·菲茨莫里斯·菲茨杰拉德打着反宗教改革的旗号率领军队入侵，其堂兄德斯蒙德伯爵也加入了叛乱。

除了芒斯特省和伦斯特省，动乱甚至蔓延到了爱尔兰的其他地区。

因此，伊丽莎白殖民芒斯特取得的成就有限，但为斯图亚特早期殖民阿尔斯特提供了宝贵经验。

詹姆士一世在阿尔斯特的殖民困境

1609年5月，詹姆士一世正式颁布殖民地条例，通过了让苏格兰人和英国人移居阿尔斯特，对北爱尔兰进行殖民的计划。

国王在接管了北部六郡和没收了大量土地后，将其中一部分提供给英国和苏格兰的“承租者”。

他们每人被授予3 000英亩土地，只需缴纳租金而不必承担兵役，条件是他们要带来48个成年男性定居者(至少包括20个家庭)，只限于来自大陆的新教移民。

事实上，大多数定居者都是苏格兰人，考虑到苏格兰本国多山地，土地资源短缺，移民爱尔兰成为他们的优质选择。

随着移民数量的缓慢增加，阿尔斯特几乎成为一个新教殖民地。

然而，爱尔兰本土社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土地所有权不明晰，导致没有足够多的移民前来定居。

直到1628年，阿尔斯特只有大约2000个英国家庭，许多承租者仍继续允许本土爱尔兰人的定居。

由此可见，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对阿尔斯特的殖民实践并算不上成功，过程中面临多重困境。

首先，殖民爱尔兰的巨大开销一直让詹姆士一筹莫展。

1613年詹姆士为了筹措补给款召开了第一届爱尔兰议会，虽然得到了一笔钱但是仍然资不抵债。

据统计，詹姆斯统治的前六年里，维持在爱尔兰的驻军花费了他57万英镑，另外15万英镑被用于恢复爱尔兰货币的价值。

因为伊丽莎白时期持续的战争成本威胁着英国政府的偿付能力，因此货币大幅贬值以用于支付爱尔兰驻军的费用。

后来随着情势趋向稳定，军队规模缩小，成本也随之降低。

1622年沃德法庭的建立充实了财政收入，同时贸易的扩大使得爱尔兰海关缴纳的关税也增加了。

这就导致原本打算投资爱尔兰的伦敦行会转而资助弗吉利亚公司，众多的英国新教徒倾向于选择移民北美而不是阿尔斯特。

其次，爱尔兰的英裔旧移民与新移民、本土爱尔兰人与移民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亨利二世统治下最初征服爱尔兰岛的那些英国人的后裔，他们被称为“老一代英格兰人”，以区别于许多刚到达爱尔兰的行政官员和殖民者。

而正是在这个古老的英裔社区中，对天主教的狂热信仰加深了他们与信仰新教的殖民者之间的嫌隙。

尽管殖民法令规定驱逐本土爱尔兰人，但实际上大多数盖尔爱尔兰人仍然留在家乡，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承租者无法从英国或苏格兰引进足够的租户来填补农业劳动力，所以不得不求助于爱尔兰租户。

一部分爱尔兰人选择臣服于英国地主，另外约上千名前盖尔士兵在1609年被驱逐到瑞典军队服役，以支持欧洲的新教事业，其余的人选择继续待在原始沼泽和森林中，伺机袭击定居者并夺回他们的土地。

这些土匪通常是爱尔兰士兵或被剥夺土地的地主，他们对殖民当局的统治构成了主要威胁。

最后，英国在爱尔兰推行的宗教改革阻力重重。

从爱德华六世时期试图在爱尔兰变革教义以来，新教一直没有在爱尔兰生根，其原因包括:

强制推行宗教改宗，禁止弥撒、关闭天主教修道院等变革，没有经过任何与爱尔兰人的磋商，而是英王意愿的强行施加;

由于语言差异给牧师传播福音带来了障碍，刚来到爱尔兰的新教牧师都只会说英语，而除了都柏林，全岛的居民通常只会说盖尔语，虽然被选中的牧师在接受圣职以前被要求学习盖尔语，但是其中只有近10%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盖尔语。

事实证明，在强制推行英国法律、语言和文化，以及扩张英国国教的过程中，殖民地条款在实践中难以得到真正的执行，移民与同化本质上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殖民爱尔兰的评价

长期以来，爱尔兰人夹在对教皇权威的承认与英王要求的效忠之间左右为难。

再加上詹姆士一世从1614年起一直想让自己的儿子查理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公主联姻，他企图统一基督教世界的外交理想影响了爱尔兰殖民政策的制定，其统治后期一度停止了对天主教徒不从国教罚款的征收。

三十年战争爆发后，查理一世卷入对法国的战争使得财政危机恶化。

为应对入侵威胁，英国的正规军扩大了三倍多，老一代英国人考虑到查理的天主教倾向表示愿意资助其作战，但作为交换他们要求爱尔兰天主教徒不受刑法的约束。

1628年，一个由爱尔兰地主组成的代表团被召集到伦敦，商定协议的细节，国王最终做出了一些让步。

老一代英国人虽然没有宗教上的宽容，没有刑法上的豁免，也没有担任公职的权利，但是查理答应保障他们的财产占有权，过去六十年里的土地所有权一律有效。

作为回报，他们承诺每年提供三笔补贴，每笔价值4万英镑，用于查理筹集作战军队，遗憾的是，由于爱尔兰议会的延期导致这些恩惠并没有在法律上获得通过。

由于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导致协议最终走向破裂。

除了殖民阿尔斯特，17世纪上半叶英国在爱尔兰还开辟了一些小殖民地。

长期以来，因为爱尔兰贵族多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土地，所以除了英国殖民者以外，很少有人对土地拥有合法的占领权，因此为了从英王处获得土地占领权的合法证明，爱尔兰地主四分之一的土地被没收。

英王得以在这些土地上建立小殖民地，包括在韦斯福德郡北部，盖尔中部地区的朗福德和利特里姆地区都建立了小型殖民地;

17世纪早期在芒斯特也有许多小殖民地，成千上万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移民来到芒斯特省;温特沃斯后来还强制在康诺特省和克累尔郡开辟了殖民地，直到苏格兰主教战争的兴起打断了他的计划。

斯图亚特早期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殖民过程中承租者的利益趋向以及国外势力的介入大大削弱了爱尔兰“英国化”的效果。

结语：

总之，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对爱尔兰的殖民有成功也有失败。

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移民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结构，殖民者取代天主教统治阶级改造了落后的爱尔兰文明，使之具有英国和新教特征。

同时，英格兰的殖民促进了爱尔兰本土的工商业发展。

但随着爱尔兰国家意识的兴起，两个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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