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战争（十九）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举行封号大典。在满洲王公、蒙古贵族及汉官等群体的簇拥下，祭拜天地与努尔哈赤，改后金的国号为大清。同时称帝，改元年号为崇德。至此之后，大清王朝的名字正式确立。清王朝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发展时期，于此同时明清战争的发展也发生改变。

称帝大典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皇太极却十分恼火。原因在于朝鲜使臣当着群臣百官的面不肯行跪拜之礼，这让皇太极非常生气，认为朝鲜使臣故意令他脸上无光。不过皇太极没有当场怒斩使臣，五天后释放了两位使臣。告诉他们，清廷必定再次征讨朝鲜。然而皇太极思虑再三之后决定，暂时搁置征讨朝鲜的事宜。朝鲜之所以仍然对大清皇帝无礼，无非是依旧认为明朝才是真正的宗主国。为了确立自己称帝后的威严，他决定再次讨伐明朝，给普天之下的人特别是朝鲜王国看一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由于称帝之后，持国之重。皇太极不再亲征伐明，故派遣皇室宗亲出战征讨。

崇祯九年五月三十日，皇太极任命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为统帅，领兵八万自沈阳出发。阿济格领命后即刻出发，大军抵达独石口后分兵三路，兵锋直指延庆。随后为减轻阿济格的压力，皇太极再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豪格等领兵进攻宁锦地区及山海关。

明廷判断阿济格一路很有可能略过北京，向西进攻山西或者北直隶地区，遂迅速调兵遣将即刻把守各处重要据点，宦官李国辅、魏国征被任命为监军出京防御清军，受命后即刻出城上任。兵部侍郎张元佐被任命守昌平，可是胆怯的他磨蹭了三天他还是不愿意出发。崇祯帝怒斥内阁，质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能信任内臣？面对朝廷之中腐朽无能的内阁中枢和满朝浑浑噩噩的官吏，崇祯帝很无奈也很绝望。但造成这一切后果，也有他一部分的原因。

崇祯帝青年登基，为人刻薄而狭隘，不允朝臣犯错，多疑且猜忌、滥杀而无情。登基短短数年，更换内阁首辅十几任。面对流贼和东虏，崇祯帝毫无政治耐心，也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谁能给他画饼，他就相信谁的建议。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便将责任全部推到大臣头上，不愿意自己担负责任。杨鹤说能招抚流贼，他就信了杨鹤实施招抚。张献忠降而复叛，他就把罪责都推给杨鹤。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他以所谓大局为重不予处置，寒了东江镇官兵的内心。随后不问青红皂白，杀了袁崇焕，致使关宁将士人人自危。人心似乎总是被崇祯帝随意抛弃、反复折腾，致使真正愿意为大明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越来越少。

阿济格大军并未按照明廷的猜想进入山西地区，而是突破长城之后攻打昌平。阿济格深知昌平城难以攻克，遂遣返两千明军降卒归返昌平。巡关御史王肇坤认为这是战败散落的明军，遂接纳入城。随后阿济格大军抵达后，两千降卒发难，昌平转瞬就被清军拿下。王肇坤殉难于此，城内军民也基本全部殉国。而熹宗皇帝的德陵位于昌平城南的天寿山上，也被清军焚毁。

随后清军进犯西山以及沙河等地，两天后被击溃的明军逃到了西直门外。京师大震，崇祯帝惊恐万分。急忙命令文武群臣分兵把守四门，另征召山东总兵刘泽清、山西总兵猛如虎、大同总兵王朴、山海关总兵祖大寿等各自领兵增援京师。各路援军总数估计七八万人左右，但是短时间之内很难抵达京师增援。兵部尚书张凤翼主持京师防卫工作，但京师防卫被张尚书整的的一头乱麻，毫无头绪。

阿济格显然并不想硬啃北京城这座雄城，在京师周围劫掠一番之后，清军离开沙河、清河。七月下旬，清军连续攻克宝坻县、定兴县、房山等地。宣大总督梁廷栋、蓟辽提督高起潜在涿州击败了清军。清军随后转战攻克固安、文安、遂安、雄县、安州、定州。随后与刘泽清交战后攻不下莫州，阿济格领军回身进攻香河、涿州、顺义等地。

短短一月之间，横扫京畿之地十二城，劫掠明朝百姓十七万有余。昌平州的数座明朝帝陵都被清军劫掠一遍，沿途明军眼睁睁看着崇祯皇帝的祖宗陵寝被蹂躏一空，也不敢予以出击抵抗。八月三十日，阿济格带着无数缴获来的物资财报，牛羊牲畜并俘获的百姓从冷口出长城，返回沈阳。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负责追击清军。但是二人胆怯如鼠，任由清军大大方方的出关回沈阳，而不敢解救被掳掠的百姓。二人随即遭到弹劾，张凤翼每日忧急如焚，最后选择吃大黄把自己活活吃死以逃避责任和处罚。梁廷栋亦因为坠马受伤，不治身亡。崇祯帝下令逮捕二人之时，两人均已殒命。

阿济格入关之后，几乎根本没有遭受明军任何有效的抵抗，明朝各地守军和重兵集团几乎都不敢出城与清军进行野战。导致清军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般，一路横扫、毫无阻拦。阿济格狂妄说：南朝君骄而臣谄，兵弱而民穷，亡无日矣。

崇德元年（1636年）秋，在沈阳城外。皇太极亲自迎接凯旋而归的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皇太极命令有司官员清点缴获的物资，他自己更是饶有兴趣的欣赏阿济格进献的黄金美玉、马匹绸缎等。对于皇太极而言，这次劫掠行动无疑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军事活动。对于明朝的掠夺战争是皇太极登基以来一直所坚持和执行的，这种策略有效缓解了清王朝之前面临的严重的饥荒和生存问题，致使满清政权得以获得大量维系自身政权运行的大量粮食、布匹、马匹、铁器、奴隶等等。

皇太极的劫掠战略为清王朝渡过后努尔哈赤时代提供了坚强物质保障和政治信心。

而反观明朝方面，被清军多次劫掠之后，京畿地区和山西地区已经成为一片白地，除了北京城，四处都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明朝社会的底层生态被完全破坏，明朝的战略潜力也为之一空。当时从江淮地区北上，沿大运河两岸是一片破败的末世景象。可是明朝显然不只有清军这一个敌人，风起云涌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愈演愈烈、遍地开花了。

尽管崇祯九年的七月，高迎祥在汉中子午谷被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战败被俘后押送北京凌迟处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军的声势会减弱，高迎祥是农民军中实力最强的，崇祯帝认为拿下了高迎祥，意味着其余的起义军不足为虑了。可他似乎忘了，当年朱元璋也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实力最强的，可却是朱家统治了中原两百多年。

李自成活跃在陕西、甘肃、宁夏一带；张献忠驰骋江淮大地；罗汝才、李万庆在中原烧杀抢掠。在朝野被清军搞得风声鹤唳，中原被农民起义打的一片废墟的背景中，崇祯帝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值内阁参赞。杨嗣昌入主内阁之后，首先向崇祯皇帝强调剿匪的重要性，他向崇祯帝指出必须尽快镇压农民起义，而辽东边事可以放缓一点。杨嗣昌认为，农民起义对于明王朝的威胁是致命且极为突出的，而清军的劫掠战术虽然对明朝打击也是颇为严重，但仍不至伤及根本。但若是放任农民军发展下去，大明王朝注定要结束其维持了两百多年的统治。

崇祯帝深以为然，并决心将剿匪提升为主要战略方向。实施安内方可攘外的政策，加大对农民军的围剿力度。但同时，杨嗣昌提出要增兵十二万人，对河南、山西、安徽、山东、陕西的农民军形成包夹之势，所谓“四正六隅，张十面之网”。杨嗣昌的计划听起来很专业，实际上就是要求靠近中原的各省巡抚要专职剿匪，严禁农民军从本辖区内逃窜突围，然后任命督师统帅主力大军在中原各个省份进行剿匪，撵着农民军满中原的跑。

可是增兵就要有钱，否则部队如何招募、如何训练、如何装备。一旦谈到钱的问题，户部就麻头皮，崇祯帝也是一筹莫展。他本打算向皇室亲王、勋贵姻亲筹集专款。可是大家都哭着喊穷，不愿意响应皇帝的号召。户部尚书程国祥请求皇帝用内帑拨款，可是崇祯帝也喊穷，内帑所剩无几，根本不够使用。

无奈之下，只得继续增加赋税，崇祯十年四月，明廷加赋、是为剿饷。此举是崇祯皇帝饮鸩止渴的突出表现，而杨嗣昌深知大明王朝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的地步了。在朝议上，他就已经指出“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西七八千里，止有州县城池存在，其余村落残破难堪。臣从襄阳府北上，南阳开封二府，赤地二百里。无一树茎，人民相食，至不忍言”。可是崇祯帝也不管到底如何，加征剿饷。户部尚书程国祥别出心裁向商户征收门面税，致使北京城全城百姓平白无故多了一年的房租。有些人世代居于北京城，居然要向朝廷缴纳房租。北京城民怨沸腾、沸反盈天。时人讥讽朝廷，效仿嘉靖朝故事，称崇祯朝为“重征朝”。

明廷的一系列举措不仅没有为自己的反动统治争取稳固的时机，反而加剧了自己灭亡的速度。尤其是加征剿饷致使华北地区的百姓再无任何活路，数百万贫苦百姓将在短短三年之内疯狂加入农民军，致使李自成、张献忠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而明王朝也就彻底失去了恢复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时机，更加彻底失去了统治中国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