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人物史记

编辑/小人物史记

前言

纵观历史，日本的皇族和天皇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的，尤其是在幕末到明治维新的时代。

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发生的王政复辟政变，至1877年（明治十年）西南之战后，维新政权的确立，标志着日本由藩属制向中央集权的转变。

日本的政治模式、身份体系、经济体系，在短短十年内都经历了根本的变化。在此过程中，日本帝国的政治地位、政治参与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关天皇和近现代的天皇制度，学术界已有大量的文献汇编和研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学术界曾有渡边几治郎等人对天皇和他的辅佐的记载与研究，尽管渡边坚持官学、尊皇的立场，但他的作品中的某些资料仍可以被批判地加以运用，如井上清、松蒲玲等人对近代天皇制的反省与批判，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而最近两年，随着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天皇家族、天皇制等问题又重新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热议。本文认为，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权力更迭为视角，对明治前期的皇室改革进行了研究，但却鲜见成果，这也许是由于日本学者对天皇的某些忌讳。

武寅、李卓、杨栋梁等国内学者都曾出版过关于天皇制的研究，他们以中国学者的视角来梳理日本历代帝王制的历史沿革，探讨其性质、继承制度的变迁、皇权与重要的政治变化。

本论文以此为依据，试图对王政复古政变到明治前期的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进行探究，旨在揭示由天皇领导的朝廷与公共政治力量在此期间的政治活动，并对其周围的政治力量进行更替，并以此来剖析其政治地位的变动与演变背景，从而窥见“王政复古”的真实与虚幻。

一、天皇政治中心的建立

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倒幕派大臣联合萨、长等五藩，发起王政复辟政变，并颁布“复古大号令”，废除摄政、关白、幕府等，设立临时议政、议政、参政三职。

并提出“恢复神武之初，不分贵族、武士、堂上、地下之分，以民为本”，这一公告宣告了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模式开始瓦解，武家的政权被天皇朝廷收回，新的“三职制”代替了原来的朝堂体制。

但若仔细阅读这则告示，再结合当时的情势和旧式政变的意图，便会发觉其内容含糊不清。从字面上来说，王政复古是想要还原武家崛起前的古代帝制，公告中说要回归神武开国之初的政治格局，但神武帝国的建国之初，却没有任何清晰的历史记录，所以改革的余地很大。

从官制的观点来看，“三职制”更像是一种简陋的人事任用，比如听取民意，打破等级制度，更多地体现了倒幕者的强烈意愿，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口号，但仍然有一个清晰的主题，那就是回答“王政”，维新政府成立之初，在体制和对外的政治宣传上，都着重强调了皇帝的统治。

庆应四年一月十五日（一八六八年二月八日），“王政复古”通知法、英、美六国的使节，在法国使节的信函中写道：“以前的条约，虽然是以君主的名义，但从现在起，改为皇帝，由各国负责，由皇帝来处理”，这封信的内容大同小异，就是宣布外交权力已经归于天皇。

紧接着，睦仁天皇于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在紫宸殿宣读了“五条誓文”，并多次在官方文件中强调“万机亲裁”，这是对天皇的一种明确的宣示，也就是在对外宣称，新政权是以天皇为中心的。

在幕末维新期间，天皇成为各方争相争夺的目标。倒幕派把天皇称为“玉”，把它当作倒幕派的正当性和拉拢民心的旗号，维新政权是以政变的方式成立的，在政治动荡的时候，天皇就是新政权的正统和权威的源泉。

但是，就目前所见的幕末至废藩置县前后的历史资料来看，能够反映出天皇主体性的政治活动的资料寥寥无几，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都是支持反幕制改革的实力者。

虽然在此过程中没有表现出个人的能动性，但是在“复古”的口号下，天皇和皇室成为了整个国家和新的政治体系的中心，而由天皇所代表的权利主导作用也得到了加强。

天皇通过宣扬政归朝廷，天皇专政，并以诏书的形式颁布政令，天皇成为政治改革的中心，而随着制度的重组，天皇身边的传统公卿势力也逐渐被倒幕势力所替代。

二、迁都于大兴安邑

江户时代的天皇很少参与军事活动，而且很少到京都之外，维新后，日本政府就开始着手进行改革。

“在戊戌之战中，讨幕派开始了对朝堂的改革。大久保利通的第一个提议，就是大久保的‘大坂迁都’，大久保国的建国策书中一再强调，不能再出现‘建武复兴’的错误，要借着迁都的机会，让主上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而大久保的目的，就是要将天皇从京都带走。”

大久保利通在上书中指出，皇帝是不能让任何人进入皇宫的，这违背了他作为人民之父的责任，大久保认为，迁都是“一次新的机会，一条简单而方便的道路，根除许多弊端”，但中山忠能等大臣的强烈反对，最终还是没能把首都迁到大坂。

尽管迁都失败了，但是石仓仍然认为大久保的建议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于是他提出了对大坂的访问。

庆应四年三月到四月（一八六八年四月到六月）的大坂之行，就是睦仁天皇出使京都之外的地方的开始，也是他宣布自己的皇帝陛下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在大坂行幸回到京都之后，维新政府将天皇的读书、理政的地方移到了京都的二条城，天皇下令将万机亲裁的旨意传给了大臣。

庆应四年四月（1868年六月），大坂行幸后，东征总督江藤新平向岩仓提议，以安抚民众，并请求天皇早日前往江户。

同年六月（一八六八年八月），大木乔任和木户孝允在江户正式提出了天皇的要求。这个提议受到了大多数大臣的强烈反对，之后，他们在东幸的出发时间、行程安排、天皇的人身安全、健康状况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争论，就连中山忠能和大原重德这样的支持倒幕派的官员，也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大久保感慨道：“这一次，京师里的腐儒、蠢货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情，甚至有人想要阻止这件事情。”大原重德策马前往大津，请求天皇返回京都。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在大久保、岩仓、木户等人的努力下，日本天皇终于成功了。

天皇东幸还把天皇从老大臣们的包围圈中解救出来。明治元年，16岁的睦仁天皇在东京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方式与京都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教育内容。此外，由于东京有一个港湾，天皇可以观看海军的开炮和试驾。

此外，日本天皇还会见了英、法、荷兰等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并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在京都，这是很难做到的，甚至连倒幕派的大臣们也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古往今来，除了京外之人，还会去打猎、上朝拜见。明治初期，诸省行礼，使臣民安居乐业。”行幸诸省厅，以强化新政府的内部身份。

这座府邸，也是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在行幸的安排上，新政府谨慎地保持了与萨达姆等藩内要员的待遇，例如对大久保、木户府等。

通过这种盛大的庆祝活动，神秘的皇宫里的皇帝可以走遍日本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民众之中，形成了一个象征着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皇帝的形象。

此外，迁都和庆幸还使天皇与政界人士有联系。在以往的行幸中，岩仓、大久保、西乡、木户等都是轮番护送，一路上与天皇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沟通。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以最早期的大坂行幸时为例。

大久保首次向天皇提出建议，是在他访问大坂的时候。当时，他没有和天皇一起去，但是在庆应四年四月九日（一八六八年五月一日），他前往大坂，向天皇进贡，向京都和关东的情况作了报告。

“这是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我很荣幸，也很感谢你。天皇陛下，只有官方和藩王才能登门拜访的传统政治空间，才会崩塌。”在大坂行中，大久保、木户孝允和后藤象二郎都受到了天皇的质询，向天皇进言。分析局势，福羽美静在临行前，就《古事记》和汉人的故事进行了讨论。

4月17日，长藩木户孝允和土佐藩后藤象二郎被召入东本愿寺，作为天皇的临时居所，接受天皇的咨询。“后藤向嘉永癸丑派遣美舰，就中安政戊午年牢狱以来的天下局势，万延、元治、甲子禁门之变、长藩举兵、勤王、王政复辟，对国际局势进行了分析，后藤也上奏了他熟悉的国事，并对国外局势进行了分析。”

这些措施突破了久已形成的阶级认同体制，加强了天皇与倒幕维新势力之间的依赖性，同时也扩大了天皇的视野，加深了他对时局的认识。

三、礼乐制度的改进

近代日本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天皇崇拜的形成，可以说是从改革初期的天皇宣传开始的，而倒幕派的改革则急需解决其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问题。

尽管年轻的睦仁天皇支持倒幕派，但对他们的指责却是“以大欺小”。

“天皇的最高权力被公开了，但这显然不符合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的形象，皇帝的权力并不能体现在一个人的领导能力上，那么，他就只能从传统的神化力量中寻找它的基础，所以，天皇的神权就必须从天照大神那里得到神圣的传承和祭祀，才能凸显出天皇神权的威严，而维新政府的首脑们，之所以会把那些在幕府后期只能算是边缘化的学者和神道家，推进明治初期的宗教政策，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天皇的绝对权威，而这恰恰是他们所需要的。”

明治初期，平田（笃音）的传人，以及来自津和野藩的大国隆正的弟子，在神道及教育领域培养了巨大的势力。前面所说的《古事记》中，曾向天皇讲述过的福羽美景，来自津和野藩，是大田隆正的徒弟。

福羽在1877年设立了侍补制度，之后担任了内阁侍补，成为了明治一十年代天皇专政的重要成员。津和野藩是长州藩的近邻，从一开始就是王政的复兴派。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神道部的重要职务，大部分都是由该藩的人担任。

江户幕府时代，天皇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祭祀、叙位、赐姓等，改元、颁历也是天皇的一项重要权利，新政权建立后，日本开始推行“祭政一致”，强调天皇的祭祀与统治权的统一，

而“祭政一致”的国家理念则以祭祀天照大神、皇祖皇宗（皇祖皇宗）为核心，同时也将民间祭祀也包括在内，新政府认为，恢复与扩充神道祭祀制度，是增强天皇威严与号召力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一种整合。

维新时期，通过大规模的改组祭祀制度，一方面宣传“万世一族”的“皇权”，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稳定，推动社会秩序的恢复。按照当时的情报，这一切都是由岩仓领导的，而真正的推动者和执行者，也不再是以前的大人物和大祭司，而是被倒幕派的津河野等人取代。

四、结语

结合上述文章，笔者分析王政复辟的政变实质上是一次军事政变，除了依靠萨、长等藩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倒幕党是最重要的筹码。

而且，在“复古宣言”颁布之后，佐派的力量还没有崩溃，许多中立藩都在观望。在那样的情况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武家的统治，拉拢其他派系加入倒幕派，这对维新政权的存亡至关重要。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着王政的名头，将武家的统治公之于众，既然武家无能，那么，天皇就必须剥夺他们的权力，如此一来，这场政变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而那些以武力对抗天皇的幕府，也可以说是“朝敌”。

同时，改革也是一次剧烈的变革，新政府成立之初，各种制度并不完善，对全国的控制能力较差，由于对幕府时代的权力分散造成的国力不足，加上“举国一致”的社会共识，新政府开始探索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但由于政治动荡，新制度、政策的执行必须具有一定的效力和权威，而政权的更迭也必须要经过国内各个层面的认同。

所以，新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国家的稳定，实现国家的统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皇还成为了新政府的权威与团结。此外，改革的起因是倒幕派的公卿与萨、长等强藩属的结盟，而恢复皇族一直是倒幕派的政治目的。

维新时期，这些官员拥有很大的权力，在体制上也有很大的话语权，加强皇权是他们制定制度的主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石仓等重臣的大力支持下，从王政复辟到明治初期，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

这些措施有：朝堂上的指示，建立以天皇治国为中心的官制；东京迁都，举行盛大的天皇庆贺；提倡“祭政一致”，完善皇宫内的祭祀制度与设备，突出天皇的亲祭与至高的主祭地位；对宫廷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具有现代色彩的天皇教育。

虽然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但是在岩仓具视等人的强力政治影响下，他们在“政出一途”的社会共识下，得以推行。

参考文献：

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的圣德重臣》

德永弘伦:《近现代日本的诸相一一大日本帝国的光和影》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

大久保利谦:《大久保利谦著作集（1）明治维新的政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