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成桂时期，檀箕认识的变化，所折射出的时代需求

檀箕认识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迎合了不同的时代需求。在仰慕中华文化的时代，需要尊奉箕子来加强半岛和中国的文化纽带；在追求民族独立的时代，则需要推崇檀君以凝聚民族独立意识。

这种历史认识的变化，实则是从追求华夏认同到追求民族认同的转变，同时，也是近代以来韩民族试图构建民族本位历史框架的具体表现。

檀君和箕子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来自朝鲜半岛本土，一个来自中国大陆。檀君生而为神人，又是土著居民，很容易被尊为族群之始祖。

而箕子乃殷商至圣，系早期“外来户”，其族群始祖地位本来就比较脆弱，历史上更多强调其教化始祖地位。如，朝鲜太祖时期，礼曹判书赵璞上书曰：“朝鲜檀君，东方始受命之主；箕子，始兴教化之君。”

这种说法赋予了檀君和箕子不同的角色定位：一个是族群始祖，一个是教化始祖。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根据现实需要的不同，这两者的地位在半岛人民的历史认识中此消彼长。正如前文所述，在朝鲜王朝时期，箕子崇拜达到顶峰。

其实，反观历史即可会发现，这又何尝不是朝鲜王朝对箕子的需要达到最高峰之时呢？朝鲜王朝的开创者李成桂本是高丽一员大将，后发动易姓革命，夺取了王氏天下。对于主导这场改朝换代的李氏新政权而言，其篡国行为严重抵触了儒家伦理道德底线，其合法性遭受质疑。

因此，在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宗藩秩序之下，唯有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即获得宗主国的认可，才能确立新王朝的正统地位。也就是说，新王朝建立后，稳定时局、安抚人心的首要任务，就是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借以确立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于是，李成桂派以郑道传为首的使节团前往北京请求册封。后明太祖朱元璋赐号“朝鲜”，朝鲜君臣莫不感激，认为赐号是皇恩浩荡。权近在此诗中用词谦卑，将赐号一事称为“天宠”，直接地表达了要长久侍奉明朝的决心和态度。

自建国伊始，李成桂就定下了亲附明朝的事大政策，而事大主义往往与慕华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体现在历史认识当中，则表现为箕子崇拜。箕子乃中华文化之象征，亦为半岛早期文明的奠基者，因此，只有强调箕子教化始祖的地位，朝鲜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而获得“小中华”之荣誉。

当然，据此也能拉近朝鲜与宗主国之间的距离。与此相比较，檀君崇拜在现代韩国已趋固化，其深刻的根源就在于迫切的精神需要。近代以来，韩国遭受殖民统治之耻、民族分裂之殇，伤痕累累的历史给予民族心理悲伤之情结，却也激发出强烈的民族精神。

而长期慕华事大的历史经历，成为民族独立发展的羁绊。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下，以箕子这个异族人为始祖的论调日显苍白无力，却没有比檀君更能成为整合民族精神的象征性人物了。

朝韩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檀君神话作为民族的来源，更竭力强调檀君的始祖地位，一是出于淡化中国的历史影响，二是为了强调民族主体在历史中的地位，从历史起源上凸显民族的独立自主。

70年代，自韩国实现“汉江奇迹”以来，民族自尊意识愈发高涨，檀君更是成为凝聚民族之力的一面精神旗帜。因此，强化檀君信仰，提高单一民族的认同感，能够更好地聚集全民之力，助力韩国现代化建设。

檀君在现代社会受到普遍信仰，和在古代朝鲜半岛箕子广受尊崇，实则都是迎合了相应的社会需求。即：过去是对中国文化的广泛认同，而如今则是对民族本源神话的普遍信从。

在仰慕中华文化的时代，需要强调箕子朝鲜历史来加强半岛和中国的联系，以便据此屹立于世界文明之中心；而在追求民族独立的时代，则需要檀君朝鲜凝聚民族独立意识，此乃导致箕子与檀君命运扭转之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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