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92岁时坦言:我从不信命,但在老虎厅杀杨宇霆后,不得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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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3年的一天,在台北市一间寓所中,台湾著名学者郭冠英与台湾记者周玉蔻正在采访这位中国近代史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张学良。

此时,已经92岁高龄的张学良在镜头前依旧泰然自若,他咬字清晰、讲话有力、谈吐非凡。

当被问到杨宇霆之死时,张学良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抬起头对两位采访者这样说道:

“其实当时我有些犹豫不决,然后随手拿出了一枚硬币,我想,如果抛出正面就动手,如果是反面就放过他。”

“结果我连着试了六次,全是正面。我是唯物主义者,从来都不信命,但在老虎厅那一夜之后,我不得不信了。”

作为东北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之一,杨宇霆何罪当诛?他与“少帅”张学良之间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往呢?

一、张作霖的“军师”

1885年,杨宇霆出生于辽宁沈阳的一户普通人家中。

他自幼喜好读书,有极高的天赋,传闻五岁识千字,十岁熟记唐宋名家,有着过目不忘的特殊本领。

16岁时,杨宇霆就考中了秀才。

后来科举制被废除,杨宇霆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穷秀才。

这个时候,他的堂兄弟觉得他才智过人且棋艺精妙,可能是个军事奇才,便资助他远赴日本,成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

果不其然,在军事学校里,杨宇霆展现出了优于常人的军事才能。

无论是书面考试还是实战演练,他都名列前茅。

很快他就成了士官学校的红人,有许多国内的知名人士都与他有书信来往,像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等。

后来,杨宇霆学成回国,步入军界,凭借着在国外学来的军事知识,他在军中的职位也快速蹿升。

与此同时,杨宇霆过人的军事能力,也早早地传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耳朵里。

“东北王”张作霖虽是“马背上打天下”的人,但也不乏爱才惜才之心。

没过多久,张作霖便遣人找到杨宇霆,并向他投去了橄榄枝。

在当时局势混乱的中国,张作霖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见大名鼎鼎的张大帅都对自己赏识有加,杨宇霆倍感自豪,立刻前往东北复命。

来到东北以后,杨宇霆在奉军里身居要职。

这之后,张作霖在杨宇霆的协助下,为东北做了诸多大事:建立东北海军、制定田赋制度、大办奉天军工厂、修建战备铁路。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出自杨宇霆的建议。

不止如此,杨宇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也力挽狂澜,为奉军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几年下来,杨宇霆彻底被张作霖捧上了天,成了奉系的关键人物,成了一把手身边的“红人”。

虽然在这期间,张作霖也曾因为种种原因迁怒于杨宇霆,甚至罢官下贬。

但后来还是以“奉军没你杨宇霆不行”的缘由将他召回了。

不过杨宇霆的性格嚣张跋扈,尤其进入奉军权力中心之后,更是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

这样的性格难免在奉军内部引起不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张作霖的长子——“少帅”张学良。

随着张作霖年龄越来越大,他对杨宇霆的依赖也是日益剧增。

甚至到后来,许多东北的大事,张作霖都不假思索的全然听取杨宇霆的意见。

这引起了张学良的不满,他认为杨宇霆作为父亲的“左右手”,在诸多事情上都过于独断,有些僭越之意了。

这时的张学良正值青年,刚从陆军讲武堂毕业。

在年轻气盛的年纪里,他对杨宇霆的不满,从不掩藏,而是全然显露于表面。

张学良有一个小名“六子”,只要是年长于自己的长辈或前辈用它来称呼自己,张学良都会答应。

但唯独杨宇霆时常用“六子”称呼自己时,张学良都假装听不见,对他不予理会。

当张学良在奉军中正式任职后,经常会在向父亲汇报工作时,见到杨宇霆在办公室对父亲点头哈腰、曲意逢迎。

从这个时候起,张学良就从心底里认识到:杨宇霆此人,纯属溜须拍马、沽名钓誉之辈。

二、皇姑屯事件后辅佐“少帅”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率领奉军占领北京城。

1928年6月3日,由于前线战事风云不定,杨宇霆担心张作霖在北京会有危险,便劝他乘坐火车回奉天,无奈之下张作霖答应了。

而这件事被日军关东军的间谍得知。

当时,张作霖刚刚拒绝了日本在东北地区开矿、建厂、占地修路等要求,日本方面对此怀恨在心,于是便起了杀意。

当晚,张作霖便坐上了返回奉天城的专列。

在途中,专列行驶得异常平稳,张作霖还对身边人夸赞说铁路修的好,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铁路,就没有战争的取胜。

然而意外却随之降临。

次日凌晨,当专列行进到皇姑屯时,日本关东军提前安置好的炸弹突然爆炸。

顷刻间,专列被炸得粉碎,张作霖也被炸成重伤,在送回奉天后不治身亡。

随着张作霖的死去,东北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表面风平浪静但实则暗流涌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杨宇霆回到奉天,在全体军事会议上大谈奉军“传承意识”之必要性。

当张作霖的其余几位兄弟对奉军首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位垂涎三尺时,杨宇霆扭转乾坤,力排众议,推举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这时的张学良仍沉浸在父亲被害死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并没有心思去想杨宇霆为何会推举自己。

最终在张作相的劝说下,他才接受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任职。

张作霖在生前曾嘱咐张学良:

“杨宇霆熟悉东北局势,更熟悉奉军体系,如果哪天我死了,辅臣(即张作相)必定会扶你继位,你当继续委以杨宇霆重任。”

这句话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对张学良所说,张学良当时并不理解其中含义。

如今事情真正到了这个地步,他也只能选择听从父亲嘱托,与杨宇霆不计前嫌,握手言和了。

然而,两人的平和日子仅仅维持了一周。

杨宇霆是老派代表,张学良则是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新派作风,新旧思想相碰撞时,矛盾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刚刚继任的张学良,为了实现对国家统一的愿景,选择顺应历史潮流,宣布“东北易帜”,正式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此消息一出,杨宇霆第一个不愿意。

他不仅拒绝参加当天的易帜典礼,甚至还带着诸多老派人物去到了张学良家中大闹,其中不乏当年与张作霖一起打江山的几位叔伯。

他们在张学良的面前,怒斥他数典忘祖的行为。

张学良同样怒不可遏,自己作为奉系的一把手,完全有权力带领奉军做任何事情。

同时他也厌弃老派思想,认为实现统一才是当前最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就此,两人的矛盾到达巅峰。

三、杨宇霆露出“狐狸尾巴”

东北易帜一事后,杨宇霆最终怄不过张学良,还是选择了认命。

而张学良虽然对他有诸多不满,但还是看在他曾经为东北做过积极贡献,且是父亲的旧臣,没有对他追究责任,并继续让他担任要职。

但在这件事情以后,日本方面开始在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进行挑唆。

张作霖曾经的日本军事顾问找到杨宇霆,当面表示日本方面对张学良易帜一事的不满。

这样的表态正中杨宇霆内心所想,他将自己全部的不满都吐露了出来。

这时,日本顾问对杨宇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当前中国的局势,据我了解,并不是谁在位谁就是首领,而是谁握有实权,谁才是首领。”

此言一出,杨宇霆顿时如醍醐灌顶。他知道日本人是在挑唆,但是他觉得言语之间不无道理。

从这以后,杨宇霆开始在奉军中大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

不仅如此,他还把手伸向了国民党,国民党一众要员都在他这里拿到过不少好处,自然加入到了他的阵营之中。

权力的集中,使得他不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其中最主要的一次体现,就是在他母亲的寿宴上。

1929年初,杨宇霆为自己的母亲贺寿,全国上下诸多要员名流,甚至还有日本方面的重要人物,都纷至沓来向其母拜寿。

作为杨宇霆的直属领导,张学良自然也到场了。

然而,作为东北政局的第一领导人,当他来到杨宇霆家时,不但没有专人夹道迎接,甚至在场的人中,几乎没有起身与他握手的。

这让张学良颜面尽失。

不但如此,当杨宇霆出场后,一众官员起身相迎点头哈腰,那姿态让张学良想到了当年极力奉承自己父亲的杨宇霆。

张学良非常气愤,他回到家中向妻子于凤至大骂杨宇霆,甚至扬言要将其处死。

但是在妻子安慰下,张学良的火气逐渐平息。

此时的他还未真正动杀心,以为杨宇霆只是想要谋私利,但另外一件事的发生,让他意识到了事态的危急。

在东北易帜后,张学良面对着非常大的、来自各方的压力,重压之下,他选择吸食鸦片来缓解自己的焦虑,继而便染上了瘾。

在寿宴一事的第二天,张学良如往常一般在家吸食鸦片。

这时,杨宇霆推门而入,还带来了一个陌生人。

见到张学良,杨宇霆立刻跪在地上,对张学良说:

“少帅,宇霆如今在东北风生水起,但精力实在有限,难当大任,斗胆希望您能戒掉鸦片,主掌大局啊!”

说完,他便把这个陌生人拉到张学良面前说:

“这是我请来的良医马扬武,他自幼习西方医术,自制有良药,可帮少帅戒掉鸦片之瘾!”

张学良一直以来都想要戒掉鸦片,却总是在上瘾时无能为力。

见杨宇霆这样说,他便放下戒备,决定尝试一番。

果不其然,这个马扬武一针下去,张学良直冒虚汗,立刻不想吸食鸦片了。

他直夸马扬武为神医。从这以后,每次毒瘾发作时,他都会打一针。

久而久之,张学良发现自己虽戒掉了鸦片,却又染上了打这“戒毒针”的瘾。

这让他很奇怪,于是派人秘密检查这“戒毒针”的成分。

结果让张学良大为震惊,这“戒毒针”里是另一种毒——吗啡。

这种毒瘾比鸦片更强,发作时也比鸦片更难受,致死率极高。

张学良这才恍然大悟:杨宇霆这分明就是要让自己黏上新毒,从而依赖于他,然后来一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份!

在这一刻,张学良对杨宇霆真正起了杀心。

四、天意使然 毙命老虎厅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常荫槐来到少帅府求见,两人带来了一份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文件。

见到张学良后,杨宇霆开门见山,表示希望张学良可以批准建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振兴东北交通,是如今东北的“头等大事”。

而张学良知道,这两人早已沦为日本人的走狗。

他们推荐建立的所谓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实则是在为日本关东军谋求便利。

不仅如此,他们二人的态度强硬,全然没有商量的意思,而更像是通知。

张学良让二人先行离开,把文件留下,自己考虑考虑。

当二人走后,张学良在内心细数杨宇霆的行径:

结党营私、谋权谋利、甚至想要将自己变成他权力的傀儡,如今又有了卖国行径,其罪当诛。

但介于杨宇霆是父亲的爱将,张学良心里还是有些顾忌,这时的他很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于是,他随手拿出了抽屉里的一枚硬币,心里想着:

“抛出硬币,如果正面朝上,诛之;如果反面朝上,放之。一切尽听天意与父命。”

之后,巧合发生了。张学良将这一枚硬币抛向高处6次之多,竟全是正面朝上。

看来,天要亡杨宇霆。

当晚,张学良邀请杨宇霆与常荫槐来帅府一聚,共同商议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一事,两人随即前往。

来到帅府老虎厅后,他们二人并没有看到等在这里的张学良,反而是看到了卫士长高纪毅,以及数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杨宇霆知道,自己命已至此了。在数声枪响后,他和常荫槐被正式处死。

结尾

在杨宇霆死后,张学良继续大搞改革,将奉军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支现代化部队。

而张学良自己,则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学良也因此成为了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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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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