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狂潮-昭和初年日本法西斯之路（六）“二•二六”事件

如前文所述，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和恐怖事件，使政党势力节节败退，军部势力不断上升，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驱使下不断走向战争。特别是在“统制派”已经执掌陆军主导权的情况下，军部势力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逐步推进战争体制的发展。

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属于国家法人，天皇只是作为它的最高机关行使其统治权。这种学说是对“天皇主权说”的批判，是立宪政治的宪法基础，也是政党政治与军阀政治进行斗争的宪法武器。

在1935年春召开的议会中，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在议会全体会议上公开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叛逆思想。以此为开端，军部与右翼势力联合起来对“天皇机关说”发起进攻，政友会也在众议院向议会提出“国体明征决议案”。

这时的争论已经完全政治化，军部和右翼势力的目的在于，通过否定“天皇机关说”，来彻底清除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打击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首的重臣政治势力，借助天皇神权，强化法西斯意识形态。

最后政府不得不公开发表否定“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声明，并且开始禁止美浓部达吉著作的出版与发行。美浓部达吉本人也被迫辞去了贵族院议员，后来还受到反对者的开枪袭击，身负重伤。

军部势力通过摧毁“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以天皇绝对主权为盾牌，根除了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在社会中强化了天皇专制思想，从意识形态上强化了法西斯统治，并且打击了对军部构成掣肘的政治权力集团，迫使内大臣牧野伸显和法制局长金森德次郎分别在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先后辞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军部的政治地位。

在陆军和右翼势力联合围剿“天皇机关说”的同时，“统制派”为独揽陆军大权，推行总体战的战略，加紧了对“皇道派”的排挤和打击，陆军内部“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和斗争开始不断激化。1934年1月，“皇道派”的首领荒木贞夫被迫辞去陆相后，继任的是曾任朝鲜军司令官，号称“越境将军”的林铣十郎陆军大将。

随着荒木的辞职，“皇道派”所推行的急进的“国家改造运动”受到压制，这给“皇道派”青年军官以很大的刺激。荒木辞职后，陆相林铣十郎又在1935年7月罢免了深受青年军官推崇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激起了“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愤怒。

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在军务局长室刺杀了“统制派”首领永田铁山陆军少将。“皇道派”认为罢免真崎甚三郎的真正元凶是“统制派”首领军务局长永田铁山，永田是真崎事件的幕后操作者。至此，两派的对抗达到顶点。“皇道派”与“统制派”的这种对抗既有派系的权力之争，亦有两派各自策略手段的激烈冲突。

就在相泽三郎为自己“不能一刀就结果了永田，作为一名剑道能手，我对此深以为耻”的时候，“皇道派”制造了更大的流血事件。

1936年2月26日清晨，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整个东京，少有的严寒仿佛将一切都凝固了起来。陆军大尉野中四郎、安藤辉三、香田清贞以及坂井直、河野寿等十余名陆军军官率领步兵第一、第三联队的1,400余名士兵，荷枪实弹，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一师团驻地出发，踩过空旷黑暗的街道，兵分七路，秘密前往首相官邸和政府要人的住宅，执行大规模武装暗杀的“天诛风暴”行动。

第一批暴乱部队在中桥基明中尉和炮兵学校学生中岛莞尔少尉率领下，首先闯进了不修边幅胡须满面的日本理财圣诞老人、81岁的藏相高桥是清的卧室。他因反对上一年的大笔军费预算而招致法西斯分子的愤恨。暴乱士兵掀开他的床单，然后高呼“天诛”，高桥刚睁开朦胧的双眼，便中了三枪，挨了两刀，命赴黄泉。

第二批部队在步兵第三联队第一中队长坂井直中尉的带领下，冲进了内大臣、海军大将斋藤实的住宅。尽管士兵们未能割断斋藤的喉管，但也使他饱尝了47颗子弹而亡。

另一批则在安藤辉三大尉的率领下，直奔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的住宅。当68岁的侍从长要来者讲明来意的时候，他听到的只是“阁下，没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三发子弹未能结束侍从长的性命，有人要求再补一枪，铃木夫人扑倒在丈夫身边高喊：“别再打了，对老人你们也下的去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由于铃木夫人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还是昭和天皇的保姆，是天皇视若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人物，士兵们没人再敢动手，就离开了铃木的官邸。在海军航空本部长山本五十六中将的积极协助下，这位枪口余生的海军大将脱离了危险，并在后来主持了日本帝国的葬礼，担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的最后一任首相。

当侍从长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时候，首相冈田启介被他的秘书官、也是他的妹夫松尾传藏救了出来而活命，松尾传藏则被暴乱士兵误认为是首相而遭到杀害。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陆军大将则被割断了喉管。原内大臣牧野伸显由于及时逃脱，而免得一死。随即暴乱部队袭击了朝日新闻社，占领了首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大厦、警视厅等政治、军事中心。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二·二六”事件。

领导这场暴乱的主要是受到北一辉和西田税等国家改造论思想影响的陆军青年军官。他们采取这次行动主要目的，是想在政治上一举实现由天皇独揽大权，建立起由“皇道派”实际统治的军部独裁政权，实现彻底的国家改造，再一次实现“昭和维新”。

酿成“二·二六”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昭和以来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政党内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采取扩大垄断组织、强化资本集中的“产业合理化”政策。结果大财阀吞并中、小企业，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城市失业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农村危机日益突出。随着危机的加深，广大民众与垄断财阀以及代表垄断财阀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动荡日趋激烈，这既是“昭和动荡”形成的基本原因，也是“二·二六”事件爆发的社会起因。

与“五·一五”事件相类似，“二·二六”事件同时受到军部上层推动的“国家改造运动”的影响，如“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但不同的是，对发动“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军官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农村贫困化问题。日本军队的士兵大多来自农村，士兵家庭的悲惨生活直接冲击着下级军官，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现实充满危机感，这是“二·二六”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

此外，促发“二·二六”事件还有一些具体事件，那就是第一师团出征。传说暴乱部队所在的第一师团已内定将在同年的3月被派遣到中国东北地区，这对日俄战争以来从未派出过的第一师团也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第一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为了不失去最后的机会，所以才决定在出征前断然采取行动。另外，陆军内部“统制派”与“皇道派”的争斗、“统制派”对“皇道派”的攻击与排挤也是事件爆发的具体原因，特别是“相泽事件”后，双方的对立达到白热化，这对“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大规模行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二六”事件爆发后，日本统治当局乱成一团。面对大规模的暴乱，内阁束手无策，事件处理的主导权完全集中在军部。围绕对事件的处理，军部内也出现了两种意见。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首的军事参议官集团，同情、支持青年军官的行动，主张对暴乱部队作说服工作，劝其归顺；而在“统制派”掌握大权的参谋本部，主张坚决镇压的占主流。从事件爆发开始，参谋次长杉山元陆军中将就主张坚决镇压。特别让青年军官产生错觉的是对天皇态度的估计。事件爆发后，天皇对暴杀其“肱骨”臣子的暴乱部队极为愤怒，强烈主张坚决镇压，并扬言“要亲率近卫师团征讨叛贼”。这样一来，事态很快就转向镇压的方向。

为了完成镇压，在杉山元的提议下，2月27日上午在东京警备司令部成立了戒严司令部， 并于当日下午13时30分起在东京地区发布了戒严令，并且按照片仓衷少佐两年前制定的《处理政治性非常事变爆发的对策纲要》中所提出的对策，进一步完善镇压体制。但是由于陆军内部也有对暴乱的青年军官予以同情者，所以镇压行动进展迟缓。 在天皇的再三催促下，终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即2月29日，戒严司令部开始出动部队，对暴乱部队发出最后通牒。暴乱部队最终接受了劝说，解除了武装，下级军官和士兵被遣返回原部队，陆军大尉野中四郎、河野寿自杀，其余军官则为在法庭上阐述自己的意见而同意就擒。这样，“二·二六”事件在坚持了四天之后宣告结束。东京重归平静。

事件结束后，在东京设立了临时军法会议，对发动暴乱的军官进行审判。审判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不允许有辩护人，一审定案，不允许上诉。1937年7月5日，一审判决在暴乱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浅一大尉、香田清贞大尉等17名军官死刑，并对未直接参与暴乱的“皇道派”军官菅波三郎、大岸赖好等人，以支持暴乱为名，判处徒刑。另外，东京军法会议还将在幕后支持暴动的北一辉、西田税处以死刑。实际上他们二人并未直接参与事件的具体发动。

判决后，首先在7月12日，将除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外的15名军官枪决。7月19日，又对村中孝次、矶部浅一与北一辉、西田税等四人执行枪决。对“二·二六”事件发动者的审判结果全部为死刑，这与对“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的处理几乎无法比较，就是与“五·一五”事件相比也是极为严厉的。明显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对陆军影响的意图。

震撼整个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对昭和政治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二·二六”事件后，政党势力彻底崩溃，能够与军部势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开始走入军阀专制的昭和黑暗期。至此，军部已经真正踏上昭和政治的舞台中央，彻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

从3月起，“统制派”对军队内部进行人事“整肃”， 将林铣十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岛川义之等五名陆军大将从现役转入预备役，将一大批“皇道派”军官降职的降职，调离的调离，将“皇道派”从陆军的核心部门统统驱逐干净，代之以“统制派”军官占据各部门的重要职位，在陆军内部形成了以陆相寺内寿一大将为首、外加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教育总监杉山元中将的新“统制派”领导的军部独裁体系。“二·二六”事件不仅在外部彻底击垮了政党势力，而且在陆军内部消除了以往的派系对立。事件后，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集中统治。

“二·二六”事件后，陆军立即对组阁强行干涉，凡是被视为自由主义或是协调主义的人物一律被排除于阁僚名单之外。起初拟定的外相吉田茂（牧野伸显的女婿），就是由于陆军的反对，而被从阁僚名单上抹去的，首相广田弘毅只得临时兼任外相。

同年5月，陆、海军的首脑们又恢复了自1913年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从而掌握了挑选每届内阁陆、海相的特权。这样，如果军部对内阁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召回陆相和海相的办法搞垮内阁。军部实际上控制了内阁的政策。

8月，首相广田弘毅、外相有田八郎、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藏相马场瑛一在五相会议上所决定的“国策基准”中，进军南方首次被作为国策提了出来。11月，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少将大岛浩单独行动，与德国的外交负责人里宾特洛甫进行交涉，一手促成了《日德防共协定》。这两件事表明，军部已经开始插手外交事务。时任驻英大使的吉田茂在战后外务省研究日本外交过失的文书中，对缔结防共协定曾分析说：“除满足了日本希望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的感情外，没有带来任何利益。”【［日］小仓和夫《吉田茂自问》（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编：《检证战争责任》）】

此外，7月25日，又在陆军省军务局中建立起与军事课平行的军务课，开辟了以军事战略影响国家政略的具体途径。9月25日，公布了《帝国在乡军人会令》，把在乡军人会变成官方机构，建立起军部向地方统治渗透的组织手段。军部从社会各个层面加强了对政治的影响力。

（陆军“三羽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