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记）毕家庄西朱家庄

（摄影日记）毕家庄——东朱家庄——西朱家庄

——故乡南郝行之一

山东昌乐刘福新

前言：即将发出的几篇博文，已经是前些日子的事儿了，皆因没来得及打字，今天深夜才发出来。先发图片吧。

葛有德老弟驾车，我们回了一趟故乡南郝。车至宝通街，离毕家庄只有一节子地了。本想宝通街两边卖西瓜的村民是毕家庄的，但我问起两位妇女后，才知是是张家庄的。张家庄还不属于我们城南街道（原南郝镇）的人。

所以，开头三幅图片还没有进入我的“故乡南郝行”的正题。不过，铺衬是不可少的。

车进入毕家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村庄，尽管它与我的老家小埠前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南。上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官庄联中担任学校“二把手”，也就是所谓的“教学负责人”。说起那个“文革”年代，“校长”的称呼都取消了。联中是“人民公社”时期每一个“片”（公社下属机构）的最高学校，分管着一个片的小学。用当时的话讲就是“社中领导联中，联中领导小学”。

联中虽然设在这个片的中心位置“官庄”（叶落官庄），但这个片当时叫“毕家庄片”。这个庄地面大，人口多，作为一个片的称呼再合适不过了。

车停后，我与村民聊天，村民告诉我：这条大街就是原先那条主要大街，东面是老村，西面是新村。在我的记忆里主要有四件事：

一是，1974年夏季，阴雨连绵，水位上涨，南郝水库大坝夜里开了，激流滚滚，洪水一泻而下，当时叫“大水淹了毕家庄”。我去看望学生，大街上一片狼藉，房屋倒塌，被褥湿透，被淹死的牲畜皮肉肿胀，散发出一股股难闻的臭味。

二是，我所在的官庄联中，一把手叫吴兰华，是离我老家小埠前只有三里路的漥子村人氏，除了借调就是在县里帮忙，譬如到县里搞“征飞”什么的，基本不在校，实际上一切责任都在我身上了。

南郝公社这块地儿，官庄片位于西北部，与尧沟公社搭界，说句实在话，民风比较刁滑，不似我们方山根的人厚道，但在我心里，毕家庄的干部群众还是不错的，学生也正气，比起有些村子好多了。这个村里有一名小学教师，姓李，是1960年我上高小时的地理老师，为人敦厚，没有性子，学生反而时常欺负他。这么一个老实人，一个工科大学的高材生，却不知为何“下放”了？我那时担任的职务，不仅负责联中，还间接管着片里所有小学，每逢到毕家庄走访或检查，我总是先到李老师办公室探望，尽一份弟子的恭敬之情。至于李老师从大学里“下放”的原因，却一直未敢问及，所以迄今还是莫名其妙，唯一的解释是：他在大学里被打成“右派分子”了，被当局撵回家“思想改造”来了。

三是，我在官庄联中实际负责那会儿，毕家庄住着一位公社副书记，姓秦。那时候不重视学习，只重视形式主义，学校其实成了农村不定期出工队，哪个村里有活儿，就到学校要人。

秦书记是个秘书出身，更懂得“数字出政绩”的哲学，官僚主义那一套尤其熟练，有时候把我弄得哭笑不得。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让村干部到联中找我，要我立即派六个班级到毕家庄玉米地里帮助灭荒，还有到棉花地里拿虫子。

我对秦书记派来的人说：“难道秦书记不知道官庄联中有几个班不成？一共五个班，我从哪儿生出另外一个班级来？”此时，公社委员、片长刘英民也派人找我，还客气，说是“请'刘校长’（片长竟然用了这个称呼，显然怕我不安排）派两个班级到西朱村帮帮忙。我气愤地说：“今天灭荒，明天拿虫子，这个村要人，那个村也要人，学生成了唐僧肉了！”我来了气，对老师们说：“毕家庄安着一个书记衙门，近在咫尺的西朱村安着一个片政府，毕家庄的书记衙门来要六个班，西朱的片政府来要两个班，都来联中要学生。算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一位老师劝我：“他要他的，咱派咱的，一个班级劈成两个不就得了。”这个，我不是没想到，但是一群学生总得有个老师领着吧？我到哪儿寻那么多老师？最后，磨面房里、伙房里的工人也出动了。

四是，这个村有个姓刘的老师，在昌乐一中学习时就是个才子，有一年暑假，他暗暗热恋着的女同学下水库洗澡淹死了，他的神经受到严重刺激，从此成了精神病患者，由此耽误了自己的一生不说，还给家庭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他叫刘X祥，他的胞弟叫刘X新，与我的名字只有中间那个字不一样，在我的班里（那时的联中负责人大都担任班主任和任课）担任体育委员，常向我请假，总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知道他哥哥又犯病了。

由于刘X祥不犯病时，与平常人没有区别，再加上这人格外聪明，数理化、政文史各门课程都很棒，在某联中（不在我那时负责的官庄联中）教语文，学生因为他教课扎实，很尊重他。但没到犯病前，他自己是预先知道征兆的，让学生到松树下给他折许多松枝来，一把一把望嘴里送，两个嘴角的绿色液体不断地流下来。

就在我到本公社驻地南郝村的高中——昌乐十三中不久，发生了一件惨祸。一天下午，刘X祥回家，当走到离村几十米的大队果园时，他的精神病突然犯了，将大队看果园的老头（也姓刘）活活砸死了。是用一个铁锅子打的，刘老头血肉模糊，都看不出人模样了。刘老头的儿子我很熟，在边下供销社干供销员，离着我的老家小埠前不到一里路，我凡是回家基本上是到那儿走一趟，买点儿东西。

这件事，因为刘X祥处在精神分裂中，没有负担法律责任，为此两家免不了结下怨恨。

另有一事不得不说，凡是干过联中负责人的都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就我们那个联中来说，每个月管财务的老师拿来半斤茶叶，是为招待上级来人准备的。那时候物资格外缺乏，一撮茶叶自己从未动过，但我是个与其他联中负责人性格不同的人，甭说半斤，即使一斤也不够，只得自己走后门买一点儿，钱当然是自己掏腰包。那时候，不知怎么定下的例子，凡是片长出发或开会期间，联中负责人就是当然的“代理片长”，每到星期六下午，我除了召开本联中教师和所有片里小学教师的会议以外，还得接待各个村庄驻村干部的所谓“汇报”，那个年代有什么可以汇报的？还不就是喝壶茶、抽根烟，嘻嘻哈哈一阵子，说不定遇到哪个驻村干部性格合得来，还让伙房工人炒上几个菜肴，饮几杯。所以我那34、50元的工资总拿不到家里，甚至寅年吃卯粮。

那时候的联中负责人苦啊！

不一会儿到了东西朱。在我拍摄的西朱村的一条东西胡同里，我在极力猜测：想当年我就是抄近路，从这条胡同到联中校址的吧？原来那条拐弯抹角的东西大街留着我的悲伤。那是1975年冬天，我到西朱大队牲口棚看望我的启蒙老师张立升先生，那是我一生遇到最严厉的老师，也是教学一丝不苟能力十分突出的启蒙老师，今生受益多多，可他曾担任过国民党三青团区队长。在我正在跟着他刻苦学习时，他被撵回老家西朱村了。虽然他的成分是贫农，但是一顶“历史干革命”帽子压了他大半辈子。我那时担任官庄联中负责人，经常从他住的牲口棚路过，免不了去探望一下，那一次，我还给老师留下了两盒“黄海烟”（1角5分钱一盒。那时候大部分老师抽“勤俭”和“葵花”，9分钱一盒。），要知道月工资34、5元，抽烟简直是一种奢侈。老师高兴得了不得！

不料，这件事情被西朱村的支部书记知道了，到公社驻地南郝告我“阶级路线不清，与敌人勾勾搭搭。”把我气火了、惹毛了。从此再也不理那个姓赵的叫做赵 yuan 经的支书，凡是他让学校办的事儿，我从未答应过。后来，从一位村民口中得知，这个“极左”的“派性”支书还有个被政府镇压的老师，就让我也去告他一状，也说他与阶级敌人穿一个裤裆，我说：“咱哪能与他一般见识？只是不理他就是了。”

我正在向村民打听我那已故的张立升老师的后人，有人指着从一条东西胡同里开来的车辆说：“那就是你那老师的三儿子呢。”我知道张老师的二儿子叫张树甲，到联中上学还是老师亲自找的我。因为那时候不考试，是“贫下中农推荐”。张老师主要与那个支书脾气不和，导致受挤。这件事儿我不能坐视不理了。

此人就是我的三师弟了。那天，三师弟很激动，非要请我家去坐坐，考虑到他现在出车，我也时间很有限，就婉言拒绝了。

东朱村的故事对我来说更多，此处不赘。

1、车到宝通街。葛老弟停车让我拍照。

2、我拍下了大道两边的果农。我在与他们商议拍摄时，有个高中学生告诉我：“这个是俺爷（中间），这个是俺娘（左），这个是俺婶。”我问：“你会上网吗？”答曰“会。”“那么会下载吗？”答曰“也会。”但我不知道这个中学生能不能看到？

3、我问这两位妇女是哪个村的？回答是张家庄的。张家庄还不属于我们城南街道（原南郝镇）的人。

所以这两幅图片还没有进入我的“故乡南郝行”的正题。不过，铺衬是不可少的。

过了宝通街，毕家庄立即就要到了，就是属于我的故乡原南郝镇、今属城南街道的村庄了。

4、这就是毕家庄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村庄，尽管它与我的老家小埠前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南。上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官庄联中担任学校“二把手”，也就是所谓的“教学负责人”。说起那个“文革”年代，“校长”的称呼都取消了。联中是“人民公社”时期每一个“片”（公社下属机构）的最高学校，分管着一个片的小学。用当时的话讲就是“社中领导联中，联中领导小学”。

联中虽然设在这个片的中心位置“官庄”（业乐官庄），但这个片时叫“毕家庄片”。这个庄地面大，人口多，作为一个片的称呼再合适不过了。

5、车刚停，一个村民认识葛有德老弟，与我也有点儿相识。我与村民聊天，村民告诉我：这条大街就是原先那条主要大街，东面是老村，西面是新村。

我拍摄的这条街道就是新村一条东西街道。1974年，“大水淹了毕家庄”，不是个小动静，还真是体现了全公社都来救灾的场面。

6、大街上有卖西瓜的。也可能是种西瓜的村民要装运以后，再拉到外地出售吧？因为昌乐不仅是蓝宝石之乡，还是西瓜之乡。

7、这是毕家庄村南头。

8、就是在村南这片大棚以及树林所在的地方，发生了一桩案子。那已经是我离开官庄联中到昌乐十三中任教以后的事情了（见正文9——12自然段）

9、很快地，车到了东西朱家庄。这两个村子原来离得稍微远一点儿，现在只隔着一条南北大街了。

10、这是西朱村一条东西街道。其实是巷子——也就是胡同。我在极力猜测：想当年我就是抄近路，从这条胡同到联中校址的吧？原来那条拐弯抹角的东西大街留着我的悲伤。那是1975年冬天，我到西朱大队牲口棚看望我的启蒙老师张立升先生，那是我一生遇到最严厉的老师，也是教学一丝不苟能力十分突出的启蒙老师，今生受益多多，可他曾担任过国民党三青团区队长。在我正在跟着他刻苦学习时，他被撵回老家西朱村了。虽然他的成分是贫农，但是一顶“历史干革命”帽子压了他大半辈子。我那时担任官庄联中负责人，经常从他住的牲口棚路过，免不了去探望一下，那一次，我还给老师留下了两盒“黄海烟”（1角5分钱一盒。那时候大部分老师抽“勤俭”和“葵花”，9分钱一盒。），要知道月工资34、5元，抽烟简直是一种奢侈。老师高兴得了不得！

不料，这件事情被西朱村的支部书记知道了，到公社驻地南郝告我“阶级路线不清，与敌人勾勾搭搭。”把我气火了、惹毛了。从此再也不理那个姓赵的叫做赵 yuan 经的支书，凡是他让学校办的事儿，我从未答应过。后来，从一位村民口中得知，这个“极左”的“派性”支书还有个被政府镇压的老师，就让我也去告他一状，也说他与阶级敌人穿一个裤裆，我说：“咱哪能与他一般见识？只是不理他就是了。”

11、我正在向村民打听我那已故的张立升老师的后人，有人指着从一条东西胡同里开来的车辆说：“那就是你那老师的三儿子呢。”我知道张老师的二儿子叫张树甲，到联中上学还是老师亲自找的我。因为那时候不考试，是“贫下中农推荐”。张老师主要与那个支书脾气不和，导致受挤。这件事儿我不能坐视不理了。

此人就是我的三师弟了。那天，三师弟很激动，非要请我家去坐坐，考虑到他现在出车，我也时间很有限，就婉言拒绝了。

12、这是大街东侧，属于东朱村了。

13、这条大街是东朱村比较早的东西大街。起码还能看到过去的影子。我有个亲戚的老房子就在街道东端。那儿有我不少故事。

14、这条东、西朱村后的东西道就是通往叶落官庄和官庄联中的那条大路了。我从这里走过三个春秋，留给我的不但有激情还有懊丧，不仅有高兴，还有气愤，真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