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相当之频繁，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一个较大的变动状态。

其中，北齐政权的建立者是汉人，然而却在执政后将全国上下带入一种西胡化的风潮之中。

儒学的式微给了上位者接纳异域思想的机会，因而在政权新立的北齐政坛上，西胡化现象特别明显。

那时期的人们热衷于西胡文化，西胡的生活、娱乐方式为当时的主流。

北齐掌权者对于佛教的痴迷，加速佛教与中原本土的玄学思想融为一体，形成那个时期独特意识形态。

那么，汉文明西胡化因何而起？西胡化风潮如何在根基深厚的中原文明之中站稳脚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唯佛陀以慰空虚”——佛教势力的扩张

早在北魏时期，佛教就已经呈现泛滥之势，大量庙宇和僧侣充斥北魏人民的生活中。

连年的征战，此起彼伏地政权更迭，让百姓们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在这样惶惶日子里，佛教的果报思想和轮回转世之说成为他们聊以自慰的媒介。

自北齐皇帝高洋以来，北齐皇室极度崇佛。佛教和皇室的密切联系几乎是二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佛教对于北齐皇室的支持赢得了皇室在掌权之后的地位，皇室也通过佛教加固对意识形态的掌控。

北齐石窟

何况十六国北朝的北朝一直以来都和政治密不可分，因而那个时期的佛教是几乎取代儒学成为国教的存在。

佛教发展的势头如此猛烈，不得不归功于前期打下的基础。

在晋分裂成十六国之前，佛教就已经本土化了。它以超强的适应能力展现了非凡的传播手段，首先表现为译经数量的井喷，各个体系的佛典大量融入市场；

接着研究佛典的僧人也开始成倍增长，已然摆脱了中国原有道教的束缚，且不断本土化；

而后它与玄学融合利用自身的“万象皆空”和玄学的“贵无”相互呼应，由此便在玄学之风盛行的晋朝站稳脚跟。

随后南北朝政权纷纷建立，为佛教的发展提供政治基础，一些国君对于佛教推崇备至，无疑是给了佛教一把坚不可摧的保护伞。

在政治力量和宗教势力默契配合下，佛教在北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盛。

北齐政权的开创者高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算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生活习惯和崇尚的思想和鲜卑人无异。

西域而来的政权和西域而来的宗教，一拍即合，正统观念就此被打破，佛教趁着北齐帝的东风大肆发展了起来。

高洋画像

北齐帝高洋在幼年时期，曾接受僧侣预言自己将来必然成为天子，如此“君权神授”的预示更加坚定了高洋在执政后对佛教的信任，并开始将大量僧侣委任官职，予以重任。

高僧们不但负责讲经的工作还要负责管理皇家寺院昭玄寺，僧侣们或多或少开始步入政坛。

有时候，皇帝会亲自前往寺庙礼佛，所以政事也就随之在寺庙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一些僧人参政议政的机会。

随着佛教势力逐步扩大，政治影响力空前高涨，经济实力的扩张也没有落下，一些达官贵人攀附寺院的影响力，纷纷慷慨解囊贡献出自己的土地和财帛。

《北齐书》记载北齐帝高恒：“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资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

国家不仅在建造寺院上日次靡费，对于寺院的补贴也十分丰厚。

执政者将国库里的钱分为三部分，一份供给国有，一份皇家自用，一份就捐献给寺庙。种种操作，使北齐佛教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包括佛寺外观、佛教服装样式方面，均已出现西方特征。

西胡化的佛教艺术

若说之前的佛教是汉化了的产物，那么北齐时期的佛教艺术，俨然已经跟随者皇室成员而呈现出西胡化的特色。一些佛寺的外观与古代天竺和西域关系密切。

首先，在名称方面，有的佛寺建筑已经开始使用天竺佛教建筑的名称，比如健陀罗、龟兹、邺城三地的重要佛寺都有以外来宗教词汇命名，“雀离”、“爵离”等，明显与北齐西胡化有关。

在建筑构造方面，北齐以前的北魏所使用的构造方式是“露塔”法，形制上是呈正方形，塔基四面高浮雕香炉、金刚和神王，塔心每面主像座前都雕饰天竺佛教圣物狮子。

塔心外侧四角分别立起一个柱子，柱子上面放置摩尼宝珠，这种佛塔四角立柱的形制就是典型的天竺佛寺构造。

北齐后，出现了大量佛洞建筑。佛洞的大量设置也是效仿天竺的佛教文化。

在河北邯郸就有著名的北响堂石窟，门口两根柱子，顶部雕刻覆钵和刹幡，整个佛窟的外貌形状像是一个巨型覆钵塔，这种木构露塔可看做天竺覆钵塔的复刻。

这些被天竺化的佛塔形式，被后世佛学家看作是西胡化的典型特征，也是当时佛教成员为了反对汉化佛教而企图回归天竺佛教的象征，彰显了西胡化的建筑风潮。

其次，法衣的变革也体现了西胡化特征。天竺的佛教法衣通常是右袒式和通肩式，汉化佛教法衣依照中原的服装风格，改成了“双领下垂式”，是中国本土化的法衣。

北齐之后，在佛洞雕像里，几乎没有延续“双领下垂式”，而是清一色做右袒式的披装。

这种天竺化的着装，被学者们认定是皇室有意“鲜卑化”的产物。北齐皇室的纠偏工作使得北魏时期流行的双领下垂式渐渐被扭转，“仪服通混”的现象减少，“道俗两异”的着装盛行。

《续高僧传》中记载：“自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 上有功焉。”

但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中原地区的气候普遍是比天竺地区寒冷，偏袒右肩的着衣方式不适应中华传统服装礼仪，因而没有普及很久，后来就改为竺华合璧式的法衣。

总之，北齐的西胡化可以看做是一种政治化风潮。

而由政治层面波及的便是意识形态的改变，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发生的较大的改变，佛寺建造、服装式样以及其他形制上雕塑的改变都呈现出回归“天竺正统”的西胡化趋势。

这些西胡化风潮和中国本土文化产生碰撞，改变的同时也有了一定新旧更替和文化融合，在文化上为后来儒释道三教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建筑上，西胡、本土碰撞交流，创造出两种元素皆有的艺术元素，但是由于借助政治手段引发的西胡化风潮，势必会造成鲜卑文化和中华传统文明冲突的同时进而演变成民族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民族团结。

此外，北齐的石刻经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佛学文化遗产。较为闻名的刻经有响堂山刻经、中皇山刻经等，充分反映了北齐时期佛教发展的兴盛和佛经的流传状况。

石刻经的发展不外乎是皇室的支持，北魏灭亡后北齐的崛起。使得大量僧人迁入中原，为了在中原站稳脚跟，僧人开始致力于研究佛经。

另一方面，统治者的剥削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当地百姓生活艰难，人们便希望通过信仰佛教而寻求慰藉，希望通过塑造佛像、做功德来摆脱人世间的苦难。

无论如何，西胡化的倾向为后世佛学发展奠定了基础，直至隋唐时期，其艺术风潮也颇具影响力。

北齐皇室成员频频利用西胡化的佛教来干预政治，一方面虽说是进一步巩固了意识形态的稳定局面，但是权力滥用而不加节制，物极必反必然招致恶果。

成也崇佛，败也崇佛

北齐王室崇尚鲜卑文化，这样的文化形制难免和当时中原世家大族所推崇的中原文化产生冲突。

双方争斗，通过聚敛钱财来更多兼并土地以获得更多资源，佛寺的卷入也开始与这两方势力分一杯羹。

佛寺的敛财是通过信众的香火来实现的，北齐皇室对佛寺颇为照拂，国库的银两有三分之一用于供奉佛教。

《续高僧传》记载：“故大禅师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栖心寂默，虚来实返，妙业玄风……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于云门，以崇追福。”

北齐皇帝这样做的恶果就是使得大量的银钱没有花在应该花的地方，反而是通过与江山治理无益的祭祀礼佛来无限期倾泻财帛。

银钱外流，百姓的税款都用在了兴建寺庙、潜心礼佛上，这就给了佛教无底线的扩充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条件。

北齐佛教与朝廷争夺税源、兵源，俨然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经济能力的政治实体。

长此以往，北齐人才凋敝，人人妄想通过跻身佛门来飞黄腾达，久而久之，朝堂之上没有可用之才，军队里没有能战之将，皇室的昏庸和对佛教势力若有似无的控制，早已抽干了北齐政府的血肉。

在几十年后，积弊颇多的北齐就由一个小小的周朝所灭。

不过，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并非毫无益处，它丰富了我国文艺内容，后世许多诗人的诗句中都不免带有佛教意象。

甚至还有一些小说，如《西游记》《醒世姻缘传》中都出现了以佛教因果循环和佛法灵异事件为主线的故事，可谓影响深远。

结语

尽管北齐的国祚很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但是在此期间的西胡化艺术风潮极大地融入了中原传统文化。

佛教的发展从未受阻而是继续在中华文明里流淌，直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后世诗歌艺术、小说创作、戏曲演出、建筑绘画、音乐书法等诸多艺术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它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了更丰富、更精致、更系统化的元素，成为我国艺术形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