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帝国覆亡了，但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作为先秦时期形成的大一统学术思想理论与政治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成果是巨大的。

秦帝国建立起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没有因秦帝国的覆亡而覆亡，而是被在秦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汉帝国继承下来，在中国延续了二千余年。

而对其因文化选择的失误和文化政策的失败，导致秦帝国覆亡和大一统文化体系建立的落空，其历史教训虽沉痛但也是很宝贵的。

汉帝国之所以没有重蹈秦亡之覆辙，就是因为有了秦帝国留下了经验和教训，使之能够“因秦之利，惩秦之弊”。

在文化选择和文化政策的制定上少走弯路，采取慎审的态度，因势利导把安定民心放在首位，从而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起了适应大一统政治需要的大一统文化体系来。

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于定陶被诸侯推举为汉朝皇帝（史称“定陶即位”）。

其后60余年，历经惠、吕、文、景至武帝初年，西汉王朝渐次由兴而盛。

惠、吕之时，已是丰衣足食、天下安泰，而“文景之治”更带给汉家王朝前所未有的繁荣，尤为史家称道。

时人的记载和后人的追忆虽难免夸耀溢美，但其中所传达的基本信息当是可信的，那就是：汉初的国家治理是成功的！

而究其根源，乃是汉初的统治者们适时地运用了“清静无为”的治理方略。

高祖刘邦在位时，天下初定，宇内各种异己势力尚存，政权的保障高于一切，所以，他仍以“马上”事务为主。

“马下”之事：关涉政权运作的制度安排，交由具有实际管理才干和经验的，秦之法吏出身的萧何负责；

涉及政权内部的礼仪规范，交由儒者叔孙通及其弟子厘定；而宏观的治道选择则由陆贾代为思考。

陆子虽以儒学为宗，但却不斥道家，尤其欣赏道家的无为思想，他的《新语》中有《无为篇》，专论无为而治的问题。

可见，在汉初治道的准备阶段，先秦诸子各家思想皆有渗透。

随后的惠、吕时期，君臣上下在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便已达成共识，共同遵守无为而治的策略。

“君、上”之无为，惠帝的“拱垂”和吕后的“称制”，他们的治理行为只限于房户之内，并不干涉外间朝廷的政治运作。

而这一时期外间朝廷的政治运作主要由曹参、陈平主持。

文、景二帝在位共四十一年。

由于他们继续执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策略，通过降低赋税、减轻刑罚、奖励农耕和提倡节俭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促进了汉初的社会经济持续上升，治理效果极为显著。

对这段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那么，这种无为而治之策略的理论根源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答案是黄老之学。伴随汉初无为政治的施行，朝廷上下泛起一股黄老学思潮。

那么，作为一种文化学术，黄老之学为什么会受到汉初统治者的如此青睐？

“黄老”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汉代社会的特定产物，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黄老之学却古已有之。

“黄老之学”中的“黄”指黄帝，“老”指老子。

老子的学说主要保留在《道德经》中，而黄帝的学说却来源驳杂。关于黄帝的传说，先秦的史书《左传》、《国语》中早有记载。

到了战国中后期，黄帝已经被塑造成为古代的圣王和华夏民族的始祖，并成为华夏文明的缔造者，黄帝俨然成为华夏文明的代名词。

既然黄帝如此名声显赫，所以诸子百家纷纷将自己的著述托名黄帝以取信世人也就成了常事，仅《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托名黄帝所作的书籍就多达数百卷。

这些卷帙浩繁的书籍，除了《黄帝内经》保留至今，其余的均已亡佚，内容大多无法稽考。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卷和乙卷本，其中乙卷本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

代表黄帝之学的这四篇佚书同《老子》抄写在一起，可以视为黄老合卷的明证，《黄老帛书》也因此得名。

对于《黄老帛书》的产生年代，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笔者认同任继愈先生《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的观点，主张属战国晚期的作品。

从书中避邦字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的情况来看，该书抄写的年代当在惠帝至文帝初年。

由于这一时期正是汉代统治者极力推崇黄老之学的鼎盛时期，所以从《黄老帛书》的内容中可以窥见汉初黄老之学的一些大致情况。

从政治上看，《黄老帛书》的显著特点是将儒家的仁义思想和法家的法术融入到自己的道家学说之中。

认为统治者只有做到“安徐正静”，对老百姓少加干预，多行仁政，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这无疑是道家“贵柔”学说与儒家“仁政”思想的有机结合。

汉初统治者尊尚的黄老之学，正是《黄老帛书》中所表达的上述思想。

那么为何黄老之学会盛行于汉初呢？最有可能是因为“无为而治”极为适应汉初政治、经济形势。

汉初经历暴秦摧残之后，又遭八九年的战争破坏，人心思安，人民亟需要休养生息；社会无序、经济凋敝亟待恢复发展。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之弊，顺应民心和社会发展的形势，选择黄老之学，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是正确的。

尽管学界有人认为，汉初可供选择的思想文化，黄老之学不是唯一的学说。

当时儒生向刘邦进说儒者之道，已得到了刘邦的认可，儒学也是可供选择的文化之一。

如果刘邦不死也许会选择儒学，那样建立以“儒术独尊”的大一统文化体系，也许不至于延迟到汉武帝时。

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也许选择儒学或能成功，但建立大一统文化体系的条件并不具备。

除了社会现实的亟需休养生息外，从学术思想方面的准备而言，也不成熟。

百家学说，虽经稷下的争鸣融合，有了《荀子》那样的集成之作，但要建立大一统文化体系，还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

即以儒家学说来讲，一是因为自身学说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难尽从”（《史记太史公自序》），需要改造充实；

二是因为其经典遭暴秦禁、焚之劫难，又经项羽咸阳大火，毁灭殆尽，保存在某些儒生头脑记忆中的东西整理出来也尚需时日。

因此，虽有叔孙通、陆贾以及后来贾谊等力倡，但也难形成气候。

况且有曹参、陈平等当权者把持，汉文、景帝的因循沿袭，窦太后的专横，儒生再努力也是徒然的。

况且儒术不经过改造，博采诸家之精要，融为一个完整的新的理论体系，是难“尽从”的。

特别是对汉初统治集团成员大多出身社会中下层、文化素质不高的人来说，是难以吃进去、消化掉的。

而他们对于“执本秉要、清静为无”、“其实易行”的道家学说，不论是从情感、情趣，还是从政治取向来说，都是容易接受的。

再从汉初统治集团人员情况看，文帝、景帝，因循沿袭黄老刑名之学，承继无为而治之政，无大变化。

景帝至武帝初，窦太后主政。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尊其术”（《汉书·外成传》），对言儒学有违黄老意者，大加排斥，以至迫害。

为政一如文帝时，政省事简务在养民。

而用事大臣，继曹参以后，仍是开国元勋宿将，质朴无文，简约守静，务实求真之人。

如陈平、王陵、周勃、灌婴等，治理朝政，一遵萧曹陈规。

其后景帝至武帝初，新起之重臣如石奋、卫绾、直不疑、张叔、晁错等，也保留着前辈务实质朴的特点。

是这样一个决策群体维护着汉初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和文化政策，使黄老之学盛行数十年。

以黄老之术为思想指导的无为政治，取得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显著成效。

这就是历史上盛誉的“文景之治”——黄老无为而治的硕果。

黄老之术风行汉初数十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文化现象，是自秦至汉大一统专制政治制度确立到大一统文化体系建立的过渡序曲。

黄老之术创造的文景盛世的果，很快成了黄老之术走向衰落的因。

在黄老之术指导下形成的汉初无为政治的放任宽约、因循守成的观念，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能解决因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新矛盾。

随着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结束，黄老之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了。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