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贫民阶级，最终问鼎皇权，建立了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大明王朝。这位黄袍加身的布衣皇帝，面对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阶级矛盾激烈的社会局势，采取一系列的治国安民之策，开创了明初“洪武之治”的盛世局面，定了明朝的基本政治法律制度，显示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朱元璋究竟有怎样的政治认知才使他有如此治世才能？

一、“乱世用重典”的政治认知

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对政治客体的一种主观规定，因此带有一种主观色彩，个体经历、社会环境对于政治认知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治理新的国家要实行“轻典”，治理稳定的国家要施之“中典”，而统治乱世则必须采用“重典”，这一论述是周公在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为贯彻“明德慎罚”政策而提出的法律思想，这一治国思想成为后世君主用于安邦治国的重要手段。

朱元璋有鉴于元朝腐朽的社会统治秩序，对元末政权“纵驰”以及轻刑治吏而失天下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吸取“元以宽失天下”教训的基础上。面对明朝建立之初“天下大乱”的局势，朱元璋形成了“乱世用重典”的政治认知，成为其治国之策的思想基础。

所谓“乱世”指的是明初社会经历战乱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经济衰微，贪腐盛行，阶级斗争激烈，农民起义频发，整个国家机器无法进行正常运转，百姓生活一片混沌。

而“重典”则是指法律上的“重刑”，这一思想源于法家思想。法家崇尚重刑主义，主张通过严刑酷法预防和惩治犯罪，以使社会各阶层各安其分、各司其职，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因此“重典治国”就是统治者依据严酷的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统治臣民以维护君主专制政权稳定，朱元璋的“乱世用重典”的政治认知受到了传统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实施统治行为的过程中走向了极端的严刑酷法，成为朱元璋铲除异己，掩盖统治残酷性的理论支撑。

二、“圣君治世”认同的政治情感

朱元璋传奇的人生经历，从一介布衣逐步成长为开国皇帝，他身上体现了丰富强烈的情感色彩，对“圣贤治世”的情感认同在朱元璋安社稷治天下的行为选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支配朱元璋璋从事政治活动的情感基础，也成就了“洪武之治”的明朝盛世，朱元璋对圣贤治世的情感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一）正视礼法

《尚书·大禹漠》中“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是“明刑弼教”一词的来源。意指用刑法晓喻“礼”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具有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功用。

儒家一贯主张以礼治天下，认为“国家无礼不宁”，在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施行“德治”、以“礼教民”是一个仁君必备的品质，也是君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体现。

朱元璋认为“礼”所体现的人伦纲常是规范社会秩序的根本，因此是建立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于是借以“复先王之治”为名，实则为树立朱明王朝的正统地位，他从衣冠章服的改革到宣扬三纲五常的礼仪制度，充分发挥“礼”制的等级秩序原则对于维护君主统治的重要作用，将礼制建设作为朱元璋进行明初政治统治的重要工作。

同时，朱元璋重视教化的作用，宣扬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仪制度，使臣民都按照礼的规范各出其位从而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在朱元璋璋的教谕思想中，忠君、孝亲思想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

“礼”与“法”是历代封建君王在治理国家时依靠的两种主要手段，礼法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元末礼乐崩坏，法纲无常的历史教训使得朱元璋对于法律的作用及其重视，他坚信“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一方面以礼入法，重视法律的教化作用，强调法律的宣传。

另一方面，明刑弼教，充分发挥法律定罪量刑的惩罚作用，通过一系列严刑酷法的刑罚手段威慑驾驭臣民，从而达到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统治目的。

（二）仇视权奸

朱元璋出身寒微，早年流浪民间，对地主、官僚残酷剥削压迫百姓的行径自幼有着亲身经历，身居皇位时回忆起这段经历曾说道他在民间时对于地方官吏不管民众疾苦贪财好色，纵情享乐而不作为的深恶痛绝。以此为鉴，设立严酷的法律制度对掠取百姓钱财的贪官污吏绝不宽恕。

由此可看出朱元璋早年的悲惨经历使得他对害民的官吏早已深恶痛绝，李贽曾分析说朱元璋从被迫进入皇觉寺谋生开始，就对迫害民众的贪官污吏心生仇恨了，因此朱元璋自幼形成了仇视官僚的情感基础。

在其继位以后，深受元中后期政治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奸臣掌权败坏朝纲，最终激起农民大起义，推翻统治的教训，对于贪官污吏的危害恨之入骨。他深刻认识到官僚系统的腐败变质是影响政权稳定的诱导因素。

而对于人性，朱元璋璋持悲观态度，认为追求特权和非法利益是为官者的天性，在《臣用章》开篇，朱元璋就说道各朝代的大臣，大多数都不得好死是为何，而究其原因，朱元璋借谒者之口回答，并非忠孝仁义，知恩图报的人不得好死，是那些有假公济私，欺上瞒下，僭越仵作而自高自大的人最终没有好下场，更不用说这些行为都兼具的人了，借以表明了是大臣自己找死。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璋对于权臣奸佞强烈的仇视情感，因此，朱元璋璋即位后为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盛世之治的政治目标，首先要实现的就是清明的吏治。

（三）重视民生

出身底层、身世卑贱的朱元璋深知民间疾苦，对元末战乱民众身上强烈的革命性亦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对于民众始终有着深刻的体恤和畏惧之情，故产生“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的政治思想。

在反元创建政权的过程中朱元璋奉行“克城以武，敬乱以仁”的原则约束部队，镇江战役，朱元璋担心诸将杀人放火、奸淫抢杀失去民心，遂命令徐达出兵取下城子，不抢东西、不杀百姓，遵守军纪以得到百姓拥护，于是破镇江时，“城中俨然，民不知有兵”。

胡大海作为朱元璋的兵下就曾说自己作为一介武夫虽然不懂诗书礼义，但是对于不杀民众、不强抢妇女，不毁人房屋三件事了然于胸，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爱民”“恤民”之心诸将皆知，这也是朱元璋璋能够人心日附，势力迅速壮大，创建政权的重要原因。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深谙江山社稷应以民为本，因此治理国家要听取民意重视民生的道理，故提出爱民、敬民、忧民、为民、安民、保民的思想，并将其贯彻到政治实践之中。首先，他实行扶贫救灾的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生产，轻摇薄赋，均平负担。

此外，朱元璋璋整肃吏治，抑制豪强。要求各级官吏廉洁奉公、禁止剥削百姓，那些对那些“欺凌小民、武断乡曲”的豪强地主也严加制裁，这一系列养民政策足以看出朱元璋“爱民”、“恤民”之情。

另一层面，朱元璋为自己的“民本”主张披上天命论的外衣，以论证其统治合法性，提出上天爱惜民众才设立君主进行治理，因此君主只有安民生才能保社稷江山，主张君主要敬天恤民，只有这样天命才可永驻，君位才可长存。

朱元璋把民心与天命论联系在一起，深刻反映出元末农民战争导致其对农民力量的畏惧之情。朱元璋瑋的恤民畏民之情对于其改善民生、重视民本之策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治国安民，但作为传统社会的帝王，朱元璋璋所根本维护的依然是朱明王朝的统治，这也是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根本特征。

三、“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政治思维

政治思维是政治主体在个人欲望、社会规范、道德良知和现实条件中间进行权衡取舍的一种逻辑推理过程。封建帝王一旦登上皇位，一味追求皇权所带来的地位和荣耀，荒废朝政，骄奢淫逸的不在少数。

登基后，是选择纵情享乐、疏怠政事，体会九五之尊的荣耀，还是保持清醒头脑，戒骄去奢、勤谨理政，成为朱元璋需要做出的取舍。朱元璋夺取政权艰难曲折的历程使他时刻保持一种忧患意识，时刻担心到手的天下得而复失，正如他自己曾经所说：“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

登基次日，他便告谕群臣：“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加之其对元朝君主懒政，权臣舞弊导致覆灭的前朝历史教训，因此“居安虑危，处治思乱”成为朱元璋治国理政的思维模式。

朱元璋指出安危是互相转化的，在安乐中如果不保持忧患意识则会招致危险，在危险中克服焦虑则化险为夷，因此安危治乱取决于能否谨慎对待和思考，又说在危险中审时度势便可以求得安稳，对于治乱之世保持警醒的头脑才可以求得保全，“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这一政治思维对巩固政权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首先他事必躬亲，朱元璋可谓是历史上最为勤勉的皇帝，即位后“日不暇食，夜不安寝”地思虑和处理国家政事，他日视三朝，还“时召大臣于便殿裁决庶政”除了要求各级官吏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朱元璋璋也亲自把持朝政，躬览庶务。

据史书的记载，朱元璋在八天之内处理国事将近四千件，批阅奏折一千六百多件，他自己也曾坦言即位以来，夜不能寐，忧国忧民，废寝忘食地处理朝政，由此可看出朱元璋璋对于政事的勤奋和忧思。

其次他集权于身，疏远和猜忌臣僚，为防止权臣专政威胁统治，朱元璋璋进一步加强皇权，改革国家机构，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将皇权专制发展到顶峰。另外，戒骄去奢也是朱元璋璋居安虑危思维的重要体现。

他作《资世通训》一书，首章便是君道，“俭”“素”二事列在最前边。他严格要求身边人躬行俭朴，告谕臣下勤俭节约是治身之本，奢侈无度乃为丧家之源。

不仅如此，朱元璋璋自己的宫殿住所，吃穿用度，也一律奉行节俭的原则，他认为骄奢淫逸是一个国家丧乱的根源，指出位居高位的人容易骄傲，处于安逸者容易奢靡，骄傲会造成不听善言不改过失，奢靡则不顾德行，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不灭亡，以此勉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