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南朝士族即将接受一场盛大的死刑

公元548年十月的一天，建康城南朱雀航，一位文士打扮的官员率一队军士守在浮桥边。这位文士一脸不情愿，他的任务是把朱雀航水门浮桥拆掉，防止侯景叛军从这里入城。该官员懒懒散散地边吃甘蔗，边象征性地吆喝两句，这种粗人干的粗活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干，他也根本不想干。谁知叛军突然杀到，秦淮河对岸飞来无数枝羽箭，其中一枝正好射落文官手上的甘蔗，他登时吓得面如土色，不要命地跑了……叛军顺利地通过浮桥进入建康外城。

这是侯景之乱中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场景，谁也不曾想到，享誉南朝一百三十多年的士族，从这一刻开始，即将接受一场盛大的死刑。

侯景之乱

侯景乱梁是一起典型的意外事件，但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北朝国家如此深刻地影响过南朝。侯景是东魏北齐的开国功臣，极善用兵，为人狡黠，是高欢帐下一等一的大将。高欢死后，世子高澄镇不住侯景，侯景便在河南发动叛乱，本意是联结西魏共同对付高澄，但因居心不良无法真正与西魏合作，后在东、西魏联手逼迫下连连丧师失地，只剩八百残兵窜入梁境，请求梁武帝的庇护。

南北朝时多有互相招降纳叛，自东晋与北魏对峙时，便有南朝宗王奔北，像晋末宋初的司马楚之、宋之刘昶（宋文帝之子）、齐之萧宝寅（齐明帝之子）、梁之萧综（疑为齐东昏侯遗腹子），也不断有北魏将领、宗室南逃，诸如元颢、元法僧、元彧、贺拔胜、杨忠之类。对南朝而言，之前来降的宗王和将领，大都无甚过人之处，梁朝可以有力地掌控之。侯景的本事超过之前任何一位北朝降将，不太好驾驭。梁朝君臣围绕接不接纳侯景产生了分歧，最终梁武帝的惯性思维压倒一切，决定收下侯景。

《琅琊榜》中的梁帝，以梁武帝为原型。来源/电视剧《琅琊榜》截图

梁武帝自然有他的理由，妄图借侯景之乱夺占东魏河南土地。在侯景与东魏军鏖战之时就派出大军北上进攻彭城，企图重现当年陈庆之白袍军入洛的神话。无奈侯景速败，梁军进至彭城寒山也被东魏军击退，梁朝染指河南的图谋化为泡影，只得到一个破落不堪的败将侯景。

侯景深知梁武帝对他只是利用，进入梁境后利用梁人不备突然袭占寿阳，随即闭城大索人马，得士卒八千，以此为基础挥师南下，以清君侧除佞臣为名，一举攻到建康城下，围城五个月后终于破城，将皇帝、太子及宗室、朝官、后宫等全部俘虏，梁武帝在“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叹恨中去世。

侯景攻陷台城，见到梁武帝。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侯景之乱对梁朝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梁武帝的威严扫地无遗，梁室诸王开启争夺帝位的大混战，侯景乱军趁乱占据江东，北朝趁火打劫，梁朝尽失江北之地，维持了近五十年和平与繁荣的南朝一夜之间变得残破不堪。反思这场骤然而起的叛乱，倡乱者侯景的实力在偌大的梁帝国面前不堪一击，事实上，后来消灭侯景的只需要王僧辨和陈霸先两路兵马，侯景之乱由小及大竟至于破京擒帝，真实原因是什么？

侯景的军事才能固然极为卓越，南朝少有其敌，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内杀到建康城下，但这并非主要原因。当年，前秦以倾国之力南侵东晋，兵锋深入江北，孙恩卢循起义时乱军也曾进逼建康，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亦兵临瓜步，然晋宋并未崩溃，何以老大帝国梁朝一夜崩亡呢？尤其是侯景围城的五个月期间，梁朝各地勤王兵马已然云集建康城外，梁朝的反应时间足够多，集结的兵力也足够多，却仍眼睁睁看着叛军破城。

所以说，根本原因不在侯景，而在于应对叛乱的人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梁朝士族群体出了大问题。比如文首提到的那位文士，此人在文学史上大大的有名，姓庾名信字子山，是南北朝著名的文学家，杜甫曾有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对庾信极尽推崇。庾信祖籍南阳新野，与颍川庚亮一族并为东晋时两大士族支脉。东晋时王庾桓谢四大士族相继秉政，新野庾氏一脉虽不能与四大士族相提并论，但在齐梁之间也是名实俱佳的大族。谁知到了梁末，竟沦落成不知实务的书呆子，属实可叹。庾信的悲剧，是梁末诸多士族沦丧的缩影。

堕落的士族

梁朝应对侯景之乱的失误，从梁武帝决定北伐支持侯景之时就已开始。从战略上看，东魏精兵尽集于河南，梁朝出兵趁虚而入，理论上讲是批亢捣虚的上策。理论毕竟只是理论，应用到错误的战争条件下极有可能吃瘪。

梁武帝北伐彭城失败的原因有两条，一是选错了北伐军主帅，先是萧正德，又是萧会理，最后派了萧渊明，三易其帅，每一个都胆小无能，尤其是萧渊明畏敌如虎，在北伐激战的关键时刻弃军南逃，引发全盘崩溃；二是过高估计了梁军实力，同时过低估计了东魏军的应对能力，东魏居然能一边对付侯景叛军，一边派出主力反击梁军。

梁武帝决心与东魏交战，是重大决策失误。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梁朝决策出现重大偏差，根本原因在于作为议政决策主体之一的士族群体的集体堕落。士族自东晋灭亡后每况愈下，能力不复王庾桓谢时的旧观，但堕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宋齐梁三代，琅邪和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和新野的庾氏、阳夏袁氏、阳翟禇氏等两晋以来的高门，见于《宋书》《南齐书》《梁书》及《南史》者六十余人。其中不乏谢晦等实领兵居方镇的实权派，王昙首等进入核心决策层的人物。谢弘微在宋文帝执政期间参与中枢决策，作用发挥甚重，《宋书》本传称“太祖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宋明帝刘彧朝，时任太傅、扬州刺史王彧，权势之盛，甚至到了让皇帝猜忌的地步，宋明帝临死前，考虑到成年的宗室子弟多已被杀，诸皇子幼弱，恐怕王彧擅权，便下诏诛杀王彧。

高门士族掌重权的情况到齐、梁两朝，特别是梁朝，已大为减少。齐朝尚有王俭、王融、谢抃等能够参与皇帝废立大事的重臣，到梁朝时，在皇帝的刻意打压下，王谢庾袁等高门几乎没有人真正参与到核心决策中来，唯一稍有才具的王亮被梁武帝打压，一度被废为庶人，而空有贤名的袁昂、谢朏却被尊于显位。尚书左丞范缜的一番谏语道破了梁武帝的心机，他说：“司徒谢朏本有虚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实，陛下弃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梁武帝闻之色变，不让范缜继续说。也就是说，到梁武帝朝，王谢等世家大族不仅不复东晋时执掌最高权力的盛况。

士族自身的文学化、务虚化是堕落的另一大原因。论者提及南朝士族堕落的原因，言必举颜之推《颜氏家训》，其中不少片段直接描述了南朝士族腐化堕落的状况，诸如士族失去经济特权、士族生活腐化、畏马如虎等，似落入以果为因的逻辑错误。

比如颜氏所举之例，“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又如男人涂粉、空言诗文等等不胜枚举，但这只是梁朝士族无能、堕落的现状，而不是原因。若论褒衣华服、涂面傅朱、谈玄辨理，两晋名士比梁朝士族不遑多让，然而，两晋名士、高门的战斗力，岂是梁人可比？

真正原因在于，经过宋齐梁三朝的演化，士族在既得利益的温床上越来越不亲于政务和军事。比如瑯琊王氏，南渡之初他们固然依靠经济特权大肆掠夺田产、私占山泽，但以人口数量和家族规模而言，江左顾陆朱张等本地庶族地主的总量并不次于瑯琊王氏。王氏真正压制本地大族，靠的是把持政权与军权，王导、王敦兄弟子侄数辈，都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实务派。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都是后起士族，到江东之后赖之崛起的核心资质就是参与军事、政治，尤其谢氏，起始于谢尚镇豫州，终于谢玄退出北府军，谢氏地位升降的轨迹十分鲜明。

东晋南朝的一大根本命题就是如何以武自存，五个朝代都进行了北伐与反抗北朝南侵的战争，这是东晋南朝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历史使命，国家、社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军事，谁更贴近这个历史使命并为之作出贡献，谁必然能够从中得利，小则发迹荣身、光耀门楣，大则化家为国、身登九五。古来书生论史一贯喜好夸夸其谈，把各种因素都列进来，举凡政治、经济、文化、风气等都作为士族荣衰的原因，往往失之于滥。宋齐以后士族渐渐退出军政实务，尤其对军事疏离日甚，失去了参与社会核心命题的能力，这才是他们堕落的主因。

以梁武帝镇压侯景乱军为例。侯景初叛于寿阳时，梁武帝君臣曾制定了一个四路围剿的计划，以梁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萧纶为总帅，指挥建康、北徐州、司州、合州四路兵马围攻寿阳，希望将侯景灭于寿阳。此战一如北伐彭城之战，战略理论没有错，错的仍是战略设计的基点，四路围攻的缝隙太大，侯景可以钻的空子太多。侯景用了一个简单的声东击西之计，扬声攻合肥城，吸引梁军转移后，调头南下直取历阳，并从那里趁虚渡江杀至建康近畿，轻松破掉梁军计划。

这一漏洞百出的四路围攻计划由梁武帝亲自设计，诸史记载中看不到高官士族参与的迹象。作战计划由皇帝本人提出，并非梁武帝有多英明，他已经八十四岁，年轻时的英明神武在漫长帝王生涯中早已消蚀殆尽，而国初的王茂、吕僧珍、曹景宗、韦睿等谋臣猛将谢世之后，无论是王谢高门还是本地后起士族，子弟之中均没有像样的人才，无人能在战略层面给梁武帝以任何建议，只能老将出马再为冯妇。对比着看，东晋时庾桓谢三家士族均可独任北伐大事，刘宋时动辄有臣子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局面——哪怕是王玄谟之徒，梁朝士族人才匮乏到了何种程度？

士族之死

假以时日，梁朝士族终归退出历史舞台，不幸的是，侯景突然杀进来，意外给了士族最后一击，让他们以屈辱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丰子恺漫画《旧时王谢堂前燕》。来源/小蝉编著《丰子恺》

侯景初入梁朝，曾向梁武帝请求娶王谢高门女子为妻，梁武帝以门第不合为由拒绝之。侯景大怒，破建康后一腔怨气发泄到士族头上，大肆屠杀建康士人，妇女配给北来军士为妻，散居在江东各地的士族也在这场劫难大受牵连，被杀者无数。或以为这就是侯景之乱带给江南士族的全部戗害，事实并非如此。

南朝 贵族女子出行图画像砖。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

若论变乱之剧烈、杀戮之残酷，侯景之乱明显不如北方少数民族南迁，北方士族并未在连绵数十年的大乱中消亡，南迁的且不说，留在北方的崔卢李郑、裴柳韦杨等大族反而活得愈发兴旺。区别就在于，北方豪族保持了强有力的韧性，顶住了民族仇杀也战乱，找出一条自存自立乃至发扬光大之路。反观梁朝士族，长久脱离军政实务，不仅失去了自存自强的能力，连人品气节都变得庸懦猥琐，面对大难只有死路一条，再无崛起之机。

曾被北朝人视为“韦虎”的名将韦睿，其子孙在侯景之乱中丢尽了脸面。韦睿之子韦黯率兵驻守寿阳，哪怕有乃父三成眼光，坚守寿阳不出，以侯景八百残兵无论如何也打不下这座要塞。但韦黯糊涂愚蠢，听信侯景哄骗，怕拒其入城会招致武帝震怒，稀里糊涂开城迎接，转眼就被侯景扣押，一座大城拱手送入侯景手中。韦睿之孙韦粲在建康城下迎战叛军，因不识地理、不明天时，大雾中把营寨扎到叛军眼皮子底下，遭偷袭后全军覆没，宗族子弟数十人皆丧于侯景之手，韦虎成了韦猫。

长期驻扎在西北重镇的将军们，表现也十分不堪。柳仲礼出身河东柳氏，经过数代自我弱化也与其他士族无异，尽管是武将，意志力却极为薄弱。柳仲礼率军与侯景激战，战斗中肩膀受伤，从此变身避战大王，一字不言战。为将者如此，属实丢人。

在侯景之乱中幸存下来的梁朝士族，精神上也都形如被阉之人，全无一点两晋士族的气魄。例如瑯琊王氏子孙王褒，此公与庾信并为南朝文人之首。侯景之乱五年后，西魏大军包围江陵城，梁元帝萧绎派王褒奉太子萧元良到西魏军营投降。作为世代簪缨的琅琊王氏后人、梁朝头号重臣，王褒全无一点气节，手书：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西魏元帅于谨的官爵是柱国大将军、常山公），展现了一副令人作呕的嘴脸。王褒、庾信被俘送长安后，北方文人竞相与其交结，但看重的多是他们的文学才能，至于士族遗风，这两位身上完全没有任何影子了。所以北周齐王宇文宪鄙夷地说：“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

侯景之乱给南朝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新旧士族的影响力被彻底荡涤干净，南朝社会再无人重视他们。起而反抗侯景叛军并构建南朝新秩序的，是以陈霸先帐下所谓的南川、始兴豪帅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势力。陈寅恪总结这一变化指出：“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剧变，并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所谓村屯岩穴之豪酋乃乘机此役复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

北来士族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王僧辩，出身太原王氏，论其志气、才干与武略均称得上佼佼者，但在江南豪帅兴起的大势之下，亦显得苍白无力，被陈霸先施以小小手段送了老命。王僧辩之死奏响了士族的丧钟，新旧士族虽未死绝，但已泯然众人，无足称道。瑯琊王氏最后一位位列朝班的是王质，其人在侯景之乱中也曾率兵抵抗叛军，但也像庾信一样闻风而逃贻笑大方，陈朝请他来做朝官不过是摆一个政治花瓶，至于恢复士族风范云云，不仅时人不寄丝毫希望，大概他们自己也没有丝毫心气了。借用电影《功夫》一句台词：“治好了也是浪费汤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