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驯马和文明的征战

从罗马尼亚、俄罗斯到蒙古之间，辽阔的欧亚草原本身就盛产马匹，大约六千多年前，赫梯人最早驯服了马，正是他们骑着马翻越了高加索山进入安纳托利亚广大地区。在公元前三千年，还是赫梯人发明了马拉战车和青铜冶炼（安纳托利亚拥有丰富的铜矿和锡矿）。虽然据考证始祖马是源自北美，但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并不懂驯马，反倒杀光了所有的马，今天美洲所有的马全是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带过去的欧洲马，骑马的欧洲殖民者在当时整个美洲大陆也具备了亚欧游牧民族的作战优势。今天所谓的美洲野马英文称作Mustang，也是美国福特牌野马汽车的名字，其实是无主之马的意思，其实是欧洲的殖民者们放养不归的无主之马被印第安人误以为是美洲野马，捡回来自己学着驯化，称其为Mustang。再如非洲产的斑马，类似鸽子喜好群居，野性很大，也较难驯化。

马从外观看似乎大同小异（斑马是长着白条纹的纯黑马除外），但其实是千奇百怪、各有特点的，前面曾讨论过要准确描述应用场景的细节，要加强长期反复实践检验的观点，在马的驯化和使用上就十分典型。现在公认的纯种马主要是：英国马、阿拉伯马、大宛马。所谓汗血宝马就是大宛马，一般是指来自土库曼斯坦的阿哈尔捷金马，因为皮肤较薄，奔跑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都能被看到，而且马的肩颈汗腺发达，奔跑时大量出汗，给人以流血的误解，就讹传为汗血。虽然汗血宝马、阿拉伯马、欧洲马都高大威猛，是世界名马，但在游牧民族所要求的应用场景里，这些马都不如东亚的蒙古马有优势。

蒙古马虽然身材矮小，但疲劳极限很高，特别适合高、低海拔间从雪山到草地的场景变换，欧洲马无法翻山越岭，无法在高、低海拔间迅速转换地长期奔跑。蒙古马还耐寒、耐饥饿、吃的少、也不需要精饲料、普遍都能在一昼夜翻山越岭长途奔袭160公里。而且耳朵大，听觉灵敏，反应灵敏，很听话，在战场上就能与骑射手配合好，在战场嘈杂环境下也能分辨骑手命令，这一点比欧洲所谓的世界名马要强得多。尤其是矮小的蒙古马记路识途，能自行返回驻地，骑手受伤后马能将其自动驼回营地，而且蒙古马使役时限长，不易得病，放牧时能自行辨别草药、良草或毒草。这些特点都是其他欧洲马、亚洲马普遍不具备的，尤其是欧洲马的战场反应迟钝是个硬伤。欧洲马普遍傻大个，看似高大威猛，但不太理解骑手复杂的作战要求，据说早期的欧洲马还害怕骆驼，在看到骆驼或闻到骆驼气味时就受不了，这一点在拜占庭帝国、十字军东征与穆斯林作战中吃了大亏。欧洲马的肺活量很大，但只适合平原地区的短途冲锋，不能长期追歼敌人，这大概是欧洲的城市国家普遍比较密集，缺乏大纵深的辽阔疆域（现在的欧美赛马又称为四分之一英里比赛），马的驯养环境过于狭窄、饲养成本又太高、娇气易病，经常不听命令，把骑士摔在地上，这也导致欧洲骑手的驯马技术和骑士的马上战法都比较呆板。

欧洲马种里较为优秀的是意大利威尼斯附近皮亚韦河流域的皮亚韦马，这个马种其实原产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帕夫拉戈尼亚，也源自古赫梯人来此定居后的驯化，这里至今仍然出产良马。《荷马史诗》中记载，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古希腊迈锡尼文明征战中，特洛伊人和帕夫拉戈尼亚人结盟，但被斯巴达人击败，其中的帕夫拉戈尼亚人被迫从黑海流亡至亚得里亚海，在皮亚韦河流域找到了这处非常像家乡的牧马场地，皮亚韦马由此成为欧洲最悠久的军马来源，后世的罗马大军凭此珍贵马种优势第一次在欧洲装备了强大的骑士军团，从西庇阿（古罗马统帅，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年-前202年）中击败迦太基的汉尼拔，获得了著名的“阿非利加征服者”的称号）到凯撒再到拿破仑，他们都是骑着皮亚韦马取得了赫赫战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一位名叫恩佐·法拉利的工程师还将皮亚韦马的跃马形象做成了自己开发的跑车标志，法拉利跑车的皮亚韦跃马车标一直沿用至今。

游牧民族对于如何使用战马也有较多要求。对于战马一般要选公马，还要骟马去势，马被阉后个性更为稳定，更容易上膘，不会因为发情而干扰作战。除了骟马技术，还有马的鞍韂（chàn）、缰绳、马镫、马蹄铁等配件与生产工艺、装备成本也都是同等重要的战备技能，西方谚语常说：失了一颗马蹄钉，丢了一个马蹄铁；丢了一个马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损了一位国王；损了一位国王，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

虽然东西方使用骑兵作战的过程和方式大同小异，但相比欧洲马、亚洲马的贵族化、生产工具化，蒙古马成本低廉的战斗化特点最契合战斗需求，最快形成战斗力，所形成的战斗力最强。蒙古马对于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简直是天赐之物，能精准地编排、配置骑兵、追兵、辎重的马匹资源，根据蒙古马、亚洲马、欧洲马的特点开发出工业化的训练、战斗方案。这些游牧民族能够精准描述冷兵器作战的骑射应用场景，并在实践中积极改进，提升战法，即便面对同为游牧民族的亚欧部族也能取胜，让他们具备了横扫亚欧大陆、改变亚欧地缘政治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