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李怡在晚唐皇帝里一向有着比较高的声誉，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小太宗”，但他却是在37岁时才被唐武宗李炎立为皇太叔。而后当他即位时便认为唐武宗曾经施行的佛教政策不得当，并下旨复兴佛教。

唐宣宗

且在修建佛寺，制造佛像等一系列措施中，国库几乎都被花光，可即便唐宣宗花光了唐朝国库，那些被唐武宗焚烧的佛教八宗的典籍也回不来了。

一、唐武宗会昌毁佛的起因

中国古代一共有三次大规模的毁佛运动，史称为“三武一宗”灭佛，这其中破坏性最大，对佛教打击最重，在历史上影响最深的一次便是发生在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毁佛。

由于毁佛的成功，从根本上扩大了唐朝的税源，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所以在这段时期唐朝的经济和社会都相对比较平稳，因此也被称为会昌中兴。

有关于唐武宗为什么要大范围毁佛的研究一直都有不少，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种：

1、维护统治的需要

武宗在位时期崇尚道教，认为排除佛教有利于巩固君主的地位，以及可以维护政权的稳定。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宗之所以要灭佛教，还跟与宣宗之间的皇权斗争有关。

有学者在《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中提到，宣宗曾遁入佛门出家为僧，而武宗为了永除后患所以直接开展大规模毁佛行动。

会昌毁佛

但此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武宗在位时宣宗不过是诸多宪宗庶子中的一个，且母亲还是宪宗朝时一位不得宠地位不高的妃嫔，所以武宗怎会忌惮这样一位威胁不到他皇权地位的人呢？

佛像众多

所以除了以上两种说法外，还有学者认为武宗之所以会毁佛，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唐朝中后期时，佛教发展过于迅速从而导致佛教势力强大，最终一定会危及到唐王朝的统治。

显然对比起上述两种说法，这个观点比较经得起推敲，因为任何事物发展壮大到了畸形，就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不加以控制最后只会适得其反。

2、稳定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

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不断加重，朝廷经济也陷入困境，社会便因此停滞不前。而武宗时期佛教的不断发展壮大，导致佛门寺庙众多，从而使得僧尼数量不断增加，而纳税人口不断减少。并且佛门寺庙还把大量的铜用于建造佛寺、铸造佛像，以至于晚唐时期朝廷曾一度无铜铸钱。

铜钱

此外武宗在位期间曾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役，期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财政上发生了严重的资金困难。而在军队死亡人数甚多的情况下，百姓还得供养那些待农而食的僧侣，无疑会给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所以武宗毁佛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是朝廷在跟寺庙主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而后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一日，武宗便下了毁佛计划的第一道旨意——

命“年四十岁以下僧尼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十六日，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至八月，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旨意下达还不足两月，两税户的人口便大增，而还俗的僧侣中有一部分成为两税户，而有一部分成为了士卒，从而增加了社会上的流动人员。到会昌五年，全国税户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足足两倍之多，这也是自安史之乱后国家最鼎盛的时期。

3、武宗幻想长生而偏信道教的需要

唐初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时，曾经得到了当时著名道士王远知等人的帮助，所以道教在唐朝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在中唐时逐步站稳脚跟。

武宗在位时一直都信奉炼丹术士会炼制出长生不死丹，所以武宗便偏信道教，再加上他身旁赵归真、刘玄静两位道士一直攻击佛教，所以导致武宗在个人意识上就很厌恶佛教。

术士炼丹

《太平广记钞》中载：“唐会昌中……时有郭天师，暨并州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监军使携至京国，因缘中贵，出入宫掖，遂赐天师号”。《酉阳杂俎》中载：“会昌元年六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归真于禁中修法箓”。会昌四年八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由此可见武宗对于道士的宠信以及对道教的偏信，而对道教的狂热喜爱使得武宗丧失了理智，他不仅要毁佛灭佛，而且还大肆驱赶异教教徒。

会昌五年(845)七月,武宗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至八月，大秦穆护、袄僧共计还俗二千余人。”

二、唐武宗会昌毁佛为何影响巨大

会昌毁佛虽然带来了会昌中兴，但在宣宗即位后便立即废除了有关毁佛的诸多旨意，并同时颁布了多道旨意用于重新兴建佛教。而关于会昌毁佛的影响为何会如此巨大，许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毁佛运动对佛教的影响尤为显著

有不少学者认为，会昌毁佛不仅是中国佛教也是世界佛教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一方面不仅对佛教传播和发展造成了重大破坏，比如此次毁佛事件中焚烧了大量佛教八宗的典籍，从而让佛教失去了继续传播下去的条件以至于渐渐衰落，影响了唐代佛教思想的继续发展和创新融和。

焚烧书籍

此外还有许多佛教神像、寺院财产等重要文物也遭到了大量破坏。

会昌五年八月颁布《拆寺制》:“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

而另一方面，虽然在后来由于宣宗的复佛令，许多人又得以再度出家，但此前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蒙受打击的僧侣群众，经常都会心有余悸地怀着勒令还俗时的不安想法。总之，会昌毁佛对唐代建筑、佛教哲学思想和唐代造像艺术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损失。

2、对晚唐时期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朝自开国时期就一直推行以儒为主、崇尚道教、笼络佛教，一定程度接受外来宗教传播的理念。在唐朝早中期，对待社会上的各类宗教也都是实行兼容并包、多数并行的宽容宗教政策。

但武宗灭佛一事后便改变了晚唐时期的宗教政策，而对佛教以及其他外来宗教的彻底打击和压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教与唐王朝利益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矛盾激化

宗教政策的改变表明国家对宗教的支持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而武宗时期当两者的矛盾到达顶峰时，统治者必定要维护自身的统治，从而将原本宽松包容的宗教政策转变为打击和压制。但这种转变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诸寺作花蜡花饼、假花果树等，各竟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敕令诸寺佛殿供养花药等，尽搬到兴唐观祭天尊。(七月)十五日,天子驾幸观里,召百姓令看。百姓骂云：夺佛供养祭鬼神,谁肯观看！而天子怪百姓不来”。

从以上可以看出，武宗强制性的崇尚道灭佛的措施并没有得到百姓的拥护，反而换来百姓的抵触。当毁佛事件继续进行时，丞相李德裕还上书称勒令僧侣还俗后，江西一带经常有旅客被劫杀，以至于过往商铺皆关门避客，引来当地百姓唉声连连。

3、经济复苏下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会昌年间，回鹘侵扰大唐边境、泽潞叛乱等两件事皆需朝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安史之乱后朝政一直都动荡不安，所以国库年年都告急。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昌灭佛时所得的佛像，若是金银和铜像身则可以用来铸钱，若是铁像则用来铸农具，由此极大地缓解了唐朝廷的财政困难。

此外勒令还俗的僧侣一方面成为了两税户，解决了给官员发放俸禄的问题，另一方面还俗的僧侣也参军从武，从而弥补了军力上的不足。所以会昌毁佛一事对于振兴经济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

会昌毁佛

因为会昌毁佛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对寺院进行毁灭性打击，所以在宣宗即位后大兴复佛教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重振佛教，而这一毁一兴间，便使得好不容易复兴的经济又捉襟见肘起来。

但浪费的并不只是这件事，还有武宗因为崇尚道教而在灭佛教后又大肆修建各类道馆、仙台，这也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所以虽然会昌毁佛事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沉重的打击了寺院经济，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

三、宣宗重振佛教是因为痛恨武宗？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武宗会昌五年载：“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袄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直至武宗逝世,毁佛才告一段落。

会昌六年三月，宣宗于灵柩前即位，五月便下诏恢复佛教，此后连续多次颁布恢复佛教的诏令，并不惜动用大量的社会财富一举振兴佛教，以至于几乎花光国库。比如在大中元年闰三月先后下诏恢复京师和州府的寺庙，以及增加僧侣的人数；大中五年允许郡县建造寺庙和接纳僧侣；大中六年在此前的基础上建造佛像和重振寺庙。

虽然宣宗过度复兴佛教的一些措施曾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但在分析史实的情况下，却又发现宣宗时不时地在复兴佛教的政策中对佛教带有“限制”的痕迹。所以宣宗为何在武宗死后那么积极又有限制的复兴佛教呢？

1、利用佛教维护统治

宣宗是宪宗的第十三子，同时也是武宗的叔叔，当他即位大统时已年满37岁，且前朝官员多半都是武宗时期的老官员。所以当他即位为帝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必要先稳定人心，而最初的一步便是复兴佛教。

而关于为什么要复兴佛教，宣宗自己给出了解释：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为弘。

字面上的理解是他觉得佛教虽然不是本土文化，但对中国来说要达到“致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害。换一个说法便是佛教是有助于治理国家的宗教，而且中国人已经信佛很久，有了一定的民众基础，大范围的限制佛教发展只会于民生不利。

唐宣宗

但武宗灭佛造成的损失不可估计，对佛教以及对整个朝廷造成的影响也都十分深远，所以即便宣宗复佛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痛恨武宗对佛教的根本性打击和压制。

2、复兴佛教有着自己的冷静

宣宗在早期时虽有推行一些过度复兴佛教的措施，以至于劳民伤财，但在政权稳固后他并没有因为深陷佛教之中而难以自拔。宣宗更多的认为敬佛是在于心诚，所以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金银去塑造各异的佛像。

大中六年祠部奏：“伏以陛下护持释教，以济苍生，自出圣慈，孰不知感？非欲华饰寺宇，广度僧尼，兴作劳人，匮竭物力。”

宣宗对于佛教是冷静的，较多地强调“精神”层面，而控制物质层面的投入。其实说到底，宣宗是想用佛教来振兴社会，以宣扬人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又不想要浪费财力，所以在这一点上宣宗复兴佛教还是比较理性的。

唐宣宗

此外，宣宗虽然也跟德宗、宪宗等皇帝们与僧侣有交往，但不同的是这种交往仅仅只局限在宗教理论上的探讨，基本上不会让佛教人事干涉前朝，更没有让僧侣担任朝中要职。

比如安国寺有一发号名叫从晦的僧人，因为“道行高法,兼工诗,以文章应制”，因此深得宣宗喜欢。所以他多次请求希望宣宗能给他一官半职，但宣宗皆没有答应。

“上两召至殿上，上谓曰：‘朕不惜一紫袈裟与师，但师头耳稍薄，恐不胜耳。’”

尽管宣宗于从晦的私交不错，但宣宗不想赐予他紫袍，也就是不想给他一官半职，所以用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搪塞，以至于得不到紫袈裟的从晦抑郁而死。而这也看得出宣宗即便对佛教的态度良好，但并不会因为此就让僧人涉足前朝。

3、宣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佛教的发展

宣宗除了是以武宗的皇太叔身份登基，也是由宦官马元贽所拥立即位，而即位之初马元贽等宦官又支持恢复佛教。于是，宣宗为了稳定政局和巩固地位，在即位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推行灭佛的丞相李德裕，并且在不久后就下令恢复佛教，以取悦宦官。

宦官马元贽

同时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深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与当时的社会密切相关。宣宗要想通过复兴佛教的方式稳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做到既能靠振兴佛教笼络人心，又不能让佛教人士凌驾于皇权之上。

所以随着皇位的坐稳，宣宗开始对宦官有所提防，同时在对佛教的政策上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而宣宗作为一个猜疑心比较重的人，其性格在潜移默化中也影响了他的管理国家的举措，这其中就包含了他的宗教政策，所以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宣宗在复兴佛教的基础上，也限制了佛教的过度发展。

总结：

唐武宗一朝曾对过度发展的佛教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打击，而唐宣宗即位之后出于对自己地位的巩固以及对社会整体的考虑，在复兴佛教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待万事万物要学会中庸之道，不可过度任其发展壮大，也不可随意进行打压，只有学会一张一弛才能将其发挥出最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