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周威烈王时期写起？司马光有什么深意？

《资治通鉴》是从战国时期写起，历史上有件大事，叫三家分晋，韩赵魏本身是大夫，这时候成为诸侯，甚至在半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403年，这三家大夫的诸侯地位，被当时周天子认可，所以这时候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强雄林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从这一年写起。

司马光为什么从这一年写起呢？其实他在责备当时周天子周威烈王。因为你作为最高领袖，自己打乱了祖宗家法，明明他们是大夫，这个时候升格为诸侯。你天子自乱章程，自乱礼法，那还了得？我们今天看司马光这个话，许多人说他很迂腐，但是要结合背景，就知道司马光这些话，是给当时皇帝宋神宗讲的。

宋神宗登基的时候不过20岁，涉世不深，这个时候一大堆群僚要给皇帝讲历史，讲治国理政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就选择许多对治国理政针对性的资料。司马光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这个三家分晋。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着重讲三家分晋呢？其实是让皇帝知道一点，治国理政不是闹着玩的，你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有谱吧，你定的章程礼法不能自毁长城。

但是司马光也有他的确迂腐的一面，因为历史总是变化的，这个章程也随着历史发展应当有所修正，我们看战国时期，历史就出现了明显的趋势。

这个大趋势叫“礼坏乐崩”，有人说是“礼崩乐坏”，实际上您翻一翻论语就会发现，论语里头孔子说的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这个东西啊是损毁的，而乐这个东西作为一种艺术，他在师徒间耳提面命、口耳相传，他真能崩，所以孔子说“礼坏乐崩”。

礼坏乐崩肇端应当出现在春秋，但是春秋和战国还很不一样，明末清初人顾炎武，他写过一个很重要的论文集，就是《日之录》，其中有一则叫《周末风俗》。他说这春秋战国就是个分水岭，春秋尊天子，战国不尊天子；春秋讲礼与信，战国不讲这一套；春秋宴会赋诗，战国不讲这一套；春秋讣告册书，战国不讲这一套。

所以当时顾炎武下一结论，说这个社会到战国摧枯拉朽，变化发生在133年之间，从三家分晋，一直到战国，诸侯国纷纷称王，这100多年，顾延武用八个字来形容，叫“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国家没有外交的一贯原则，士大夫也没有投靠主上的一贯原则。那他们要凭借什么呢，凭借的无非就是利益，他们不讲主义，讲的是利益。这样的话社会就非常现实，原先那一套体制纷纷瓦解，礼坏乐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