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皇帝为什么会优待文人士大夫？

太祖誓碑

宋太祖赵匡胤，北宋的开国皇帝，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

据史料记载，宋太祖在建隆三年曾命工匠秘密雕刻镌一块石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称为誓碑。平时夹室封闭，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内参观。并且还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开启，皇帝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届时皇帝独自一人入内至碑前参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

那么史书上记载的“太祖誓碑”是否真的存在？宋太祖为什么会立下这块誓碑呢？究竟有何用意？

第一、太祖誓碑可能于宋朝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有关。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行武，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时，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主要是书籍数千卷，这应是他比较重视读书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当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武将防范的需要。因为文臣没有兵权不会危及政权，而对文人宽厚也可收买人心，这是他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英明之处。同时，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太祖批评道：“你们正是小肚鸡肠！”。宰相赵普对此次在太祖面前说起，要惩罚那些以前不善待太祖的人。太祖却回答：“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那人人都去寻找了。”

第二、宋朝皇帝对后周皇室确实比较优待。

据说，太祖即位之初，有一次看见宫女抱着一个小孩，询问后知道是周世宗之子。大臣们建议将孩子除掉，但是太祖于心不忍，后将其赐予潘美，收为养子。宋太祖可谓宅心仁厚，豁达而自信。宋太祖登基称帝之后，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封为郑王，并建造后周皇室宗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迁郑主至房州。开宝六年，郑王过世，此时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回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见的。

第三、宋朝皇帝确实很少杀大臣和言官。

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庆历三年，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而北宋后来出现的文官冗多的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据史料记载，朝堂上皇帝和众达成就应如何处置罪臣一事辩论，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

结语

不论“太祖誓碑”是否真的存在？其实在实行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

#头条创作挑战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