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执教北大

北大怪人辜鸿铭是作为复辟帝制的狂热份子形象留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其实，这个人相当有学问，不仅精通九门外语和国学，讲课也是精彩至极。亲聆其教诲的学生都对这位老师印象特深，极为佩服。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1869年，辜鸿铭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位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的留学生。辜鸿铭先后留学欧洲十余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

1915年4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鸿铭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第二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他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第一天在北大上课就惊得满座瞠目结舌。那天，他特意戴上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座中一班新生见台上站着这么一位人物，顿时都将一双眼睛盯到这位仿佛古董般的人物身上，真有些目瞪口呆了。辜鸿铭却毫不在意，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接着,他对学生约法三章：“我有三条规矩，你们必须知道。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许多学生心里直打鼓，疑惑此公居然是讲英文诗的，对约法倒不反对。最后辜鸿铭点题了，他告诫学生们：“必须深通文以载道的道理。我们中国人最懂做人的道理，诗文特别发达。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正式上课那天，他就真的让同学们开眼界了。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也不带讲义教材便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讲了起来，学生们虽然经过严格考试，毕竟有许多人还是跟不上这位老师的语言天赋，直愣愣盯着他。

最后辜鸿铭只得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身，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对辜鸿铭这种随意比附中外学问的做法，学生们觉得很有意思。他在黑板上写的洋文是那样的漂亮，可他的“方块字”却是那样的蹩脚，常常是多一笔少一笔，而自己毫无知觉。

辜鸿铭上课，是兴之所至，旁征博引，随口而出，洋洋渊深，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次，他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只见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Lgcidas，为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是节节课都滔滔不绝，慷慨陈辞，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仪廉耻的乱臣贼子。一会又回过头来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说：“今日世界所以扰扰不安，非由于军人，乃由于大学教授与衙门吏役。大学教授是半受教育，而衙门吏役是不受教育的，要治这两种人的病，只有给以真正教育。”他信手拈来，随口说出，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让座中的学生们听得极为过瘾，不觉时间飞逝。

俗话说，一人难称百人心。当时的“名学生”罗家伦和这位怪师就很不对脾气。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了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因反感罗家伦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点到他名字的时候，“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直接就说‘不知道’”。

有一回，辜鸿铭听了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当堂加以训斥。因为话说得很重，罗家伦有些难堪，就站起来辩解。结果招致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不再言语。后来，他就此请教自己尊重的老师胡适，也未能得到答案。于是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翻了翻白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张友鸾最后还强调：“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辜鸿铭骂罗家伦WPT》）。”

日后，也正是这位弟子让才高八斗的尊师“下课”了。1919年5月3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的上午，《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大名鼎鼎的三大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罗家伦，在忙于策划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的间隙，还做了一件迄今鲜为人知的“重要”事情，他准备好了一份给北大校方的上书，要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是名闻中外的拖辫教授辜鸿铭——赶下北大的讲台。

只是由于五四运动爆发，直到8月8日，他才将此信正式递交给北大校方，成为老师辜鸿铭“下课”的关键原因。在北京大学档案馆中，这份保存完好的当年北大学生的“上书”档案，既有标题，也有封皮。案卷号为BD1919031,立案单位为“校长办公室”。从北大英文系的有关课程档案来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鸿铭二、三年级的英诗课仍得以保留。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辜鸿铭的英诗课便不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对辜鸿铭的授课质量给出过否定意见和尖锐批评的罗家伦，在后来的《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对于自己当年的过激态度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和修正。用教授黄兴涛的话说：“他称赞辜鸿铭是一个‘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认为其‘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作深刻的讽刺’，有时‘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他还强调：‘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等等。可见，历经几十年的文化人生和学术磨砺，他对辜鸿铭的认识评价已经相当平静、理性和客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