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导致辽东地区中朝贸易中止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明廷认为朝鲜出师从征亦遭创残，该国武备空虚难抵后金之兵，遂特许其弓面、焰硝、干粮等军资，以“互张掎角，共伐凶谋”。

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查会典每年准买牛角五千枝，弓面二百，焰硝原所不载，近年以备倭特请准买三千斤，此外不许多带，所以防别项之通交，且亦历来之令申。今因从征师败，乞恩请讨，应照万历二十年例，动马价银三千两，令陪臣自买以示矜恤，而所买之数，则照三十七年之例，牛角、弓面、焰硝俱以增买二倍。”

朝鲜虽有钦赐银两专贸焰硝，但贸易时仍需增加所持银两。朝鲜常超量购买，焰硝多有加价，若速为完成亦须打点人情。明廷政治更加腐朽，朝鲜使臣在京公贸甚为艰难。礼部、兵部等人情打点，“译官等与馆夫同谋卖买诸物”等均使贸易成本持续增加。但朝鲜王廷仍令使臣斡旋，善为贸来焰硝、弓箭等紧要军资。

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十一月，朝鲜言“壬辰以后，蒙恩赐硝药前后累万斤，小邦得藉教演之力，保全疆圉。今奴氛方炽，乞特许优给以资战守”。明廷虽因三边防守允许朝鲜加买焰硝，但超过三千斤年例或“恣意滥贸”，亦严行查扣。

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朝鲜使臣的经费用于登州各处人情，登州雇骡、德州雇船，在京方物验收等各项人情等，银两、杂物散尽，贸弓角三百片，焰硝仅够买两千斤。天启四年（天命九年，1624），朝鲜使臣例贸焰硝一千斤，另两千斤为别付银两贸得。

天启、崇祯时期，朝鲜使臣在京使馆仍有门禁之限，公私之事皆须提督出给票贴。开市交易之期须呈文提督，输来土物必分其利。每次别贸焰硝必咨报兵部，否则不可为之。虽然，人情花费倍增，但军需不可不贸，弓角、焰硝贸易一直为使臣赴京公贸的重要内容。

滥贸之弊的禁止

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明廷开始禁滥贸之弊，例给三千焰硝公贸被废止。此时，后金已进行焰硝生产，朝鲜亦习得煮硝新法。

朝鲜为了缓解明廷疑其“与虏相通”的压力，赴京时仍进行焰硝贸易申请。朝鲜使臣赴京贡献、赠礼、贸易成本等银货开支不断增加，而国储日渐匮乏。朝鲜须减省包含赴京使行在内的各种经费，以撙节银货储备。户曹等不断增加市民贸纳额度，将财政负担转嫁于民众身上。

朝鲜户曹经常于外方贸纳人参、貂皮、鼠皮、赤狐皮、各色绵布、苎布等通兑货物。贸纳虽言官府出银，市民从产地府衙或市廛贸换，但货源稀缺时必须自添缺额，负担极其沉重。明廷集兵进剿后金，戒严之日接踵而至，使臣卜驮往来审查更严。所以，朝鲜备边司建议各司应当减少唐物贸易，以便使臣轻装往来。

天启初年，明廷辽疆几近丧失，数十万人口逃亡关内。入京各口盘查森严，京内商贾铺面多有关闭。辽东衙门处处阻拦，朝鲜不得不省并使行。朝鲜使臣贸易活动自然减少，但不至停废。公贸可依前进行，但须审视时局。朝鲜使臣贡路转至海上后，运力大为缩减。朝贡船只时刻面临后金拦截的危险，以及毛文龙等岛上势力的征索。

即便朝鲜贡船到达登州，各处衙门盘剥甚重。中朝官员喜钱，贪婪银货，使臣赴京公贸甚为艰难。然而，使臣私贸依然盛行。军官、译官等唯利是图，持物货终日奔走于市，公干之事则无暇顾及。译官等在登州一带因私贸利益驱动常故意迟行，使臣无法施以杖责等重罚，呵斥等轻责却不可止其行径。

中原客商多汇集登州与朝鲜使臣买卖。登州各军门、京城各官署，大官小吏皆视使臣为奇货，私相买卖虽有勒夺之患，但也为私贸大开方便之门。

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二月，朝鲜使臣赴明朝贡，称：“汉人需索之弊，与前无异，倒尽行资，难以塞应。”朝鲜使臣赴京困难与日俱增，公、私贸易规模逐渐缩小。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玉河馆主事提督礼单人参已从原来的五斤增至十五斤。一斤人参折银三十两，一处人情礼单中的一项便值四百五十两。

明廷严行稽查禁约不为杜绝私贸，只为制造勒索机会。朝鲜庙堂虽屡请停罢衣料、珠宝等贸易，但宫中、各官家贸易清单仍出如故。直至崇祯末期，赴京之路几近断绝，朝鲜使臣方停止在京公、私贸易。

明清战争的影响

明清战争爆发后，辽东商贾士民奔溃一空，驿递供应援军十分艰难，罕有使臣贸易的场所和条件。但朝鲜使臣所经贡路皆为辽东防御要冲，使臣仍可于城中贸换食宿物资。镇江地区不仅为朝鲜入贡的必由之路，更是登莱咽喉、金复之门户。海州地区亦为辽东粮道。

明廷在这些城镇皆添兵驻防。镇江等处兵力颇为强盛，沿江地区的社会环境比较安稳，朝鲜使臣安全得到了保障。兵数虽无法达到预定目标，但添兵数额已是叆阳、宽甸的三倍。

熊廷弼等奏请：新兵等可于清河、镇江、黄骨岛一带屯种，亦可在此劝民垦荒，聚族耕守后可为牵敌声势。大军及居民所需战略物资和生活物品皆有供应，朝鲜使臣仍可在此贸易。“辽、广之间，我国通官虽在无事之时，尚且任意出入”，战事开启后朝鲜通事亦可往来此路。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朝鲜参商仍活动于辽东地区。镇江游击等边官亦不断与朝鲜交涉复市等边务。但同年十月，因朝鲜应征援兵、马匹等事迟缓，且进剿之期日近，经略杨镐封锁朝鲜入辽通道。

朝鲜“译官全悌祐到辽东，经略即令发回，李愉到镇江，乔游击又为拦阻，俱未吐一言而退。”铜锠锅、战马等物资到镇江后亦“久滞不许入送”。

此时，经略严令镇江游击不许朝鲜人赴辽，使臣与边境贸易定无法开展。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朝鲜出兵援辽后，使臣仍经辽入京，中江一带贸易活动有所恢复。同年十月，朝鲜陈奏使听闻辽、广之间，去年丰登，民有余粮，遂贱谷贵货。

其建议国王用银子及其他可换之物购买辽东粮食。具体方法为：明廷赏赐的万两白银除颁给阵亡官军外，余者尽送义州贸谷于中江；明廷赐买焰硝等军资的三千两，用七百两买焰硝，余者请贸谷物。

即便经略不许开市，明廷“知我国饥馑残弊之至于此极，而日后征发之时，亦或因此而恕也”。如若贸粮之事获得经略许可，朝鲜实际上并不能贸换多少粮食。

此时辽东地区粮饷匮乏，民间贫苦异常，一旦百姓有所结余皆埋藏地窖以备不时之需。豪族富户若有存粮，战争期间的征调不可避免。

全辽粮食、牛只等皆为军需物品，经略等筹划辽东之时绝不会鼓励粮食运至边疆进行买卖。但上述零散记载表明：中江一带仍有贸易活动发生。

使臣贸易的中断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领兵攻取辽沈的过程中控制了镇江、宽甸等沿江城堡。朝鲜使臣贡路受阻，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从此中断。中江地区的民间贸易环境更为混乱。努尔哈赤公开“叛明”之前镇江城“荒废已久”。但镇江游击、中江委官往来于义州讨要礼单、朝鲜使臣渡江赴明等人员交通仍甚为频繁。

两边军民越边贸易时有发生。战争伊始，鸭绿江下游一带较早进入战时状态，边境贸易随之冻结。

明廷对努尔哈赤进行武力“驱剿”的同时，严令各边关隘，整饬边防，“有私通边内之情，即按交结境外之律，无论军民，立时悬首，其该员役，一并严惩，至于讲事夷使，毋与行户潜通。”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刘綎领军从宽甸一带进军后金城寨。后金军队渐向宽甸而来，宽甸、镇江、叆阳形势危急。

中固、铁岭、懿路等数城妇女老幼迅速逃散。沈阳军民亦逃。后金控制该地后，迁其民，空其地，与毛文龙的抗金势力长期在此兵戈相对。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八月，毛文龙领军奇袭镇江，汤站、险山、大甸等堡人口皆来投奔。

明廷授其副总兵、辽东总兵等要职，负责收拢沿江军民，联络朝鲜，牵制后金。后金骑兵亦驰骋两岸搜索避乱唐人，所经之地积尸相籍，牛畜一空。毛文龙常偷袭镇江、宽甸、满浦、昌城等沿江边地，后金亦领兵不时赶杀。沿江村寨人口皆被后金集中于边堡中统一管理，而后再迁往萨尔浒、奉集堡、清河至三岔河之间等区域。

总的来说，鸭绿江下游一带的中朝边境贸易长期停滞。朝鲜译官等私贸群体，“赴京牟利之徒，多储人参”，辽路断绝后其争先出贷，多至四千余斤。但避乱、脱逃辽民亦不断潜渡鸭江，私渡、私贸等活动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