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影响战争胜负的“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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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历史进程的地理枢纽

作者：朝乾 / 编辑：Alicia

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孙武阐述了九种影响战争的地形，其中的“争地”是指被任何一方占领，都能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的地方。当军队遇到争地时，应当急速行军，率先抢占要点，并争取包抄敌军后路。

而“衢地”则是指那些处于交战双方与第三方交界，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如果率先占领，就能与第三方建立外交同盟关系，从而达到孤立敌国的目的。兵法中的“争地”和“衢地”就是交战双方必争的焦点，也就是军事地理的“枢纽”。

比如这一地区，可以说就是充满了“争地”和“衢地”

一直到隋唐，这里都是争夺天下的关键区域▼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说过：“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克劳塞维茨将这样的地方称为“锁钥”。

在中国的版图上，就有若干个这样的“枢纽”与“锁钥”。这些地方对于战争，尤其是古代战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就以时间为轴线，盘点了自夏商周三代到蒙元时期，那些影响战争胜负的“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版图上的“枢纽”与“锁钥”

往往是几大基本经济区之间的连接地带

（图：shutterstock）▼

军事枢纽的重要性，往往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而变化。例如从周至唐，王朝多定都关中，而经济重心位于中原，那么从关中通往中原的崤函、河洛地区，就成为了反复争夺的军事枢纽。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尤其是南北对峙时期，淮南、荆襄、汉中就成为南北博弈的焦点。明朝天子守国门，辽西走廊就成了拱卫京畿的锁钥重地。

天下之中——洛阳

位于今天河南省西部的的伊洛盆地，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就被视为“天下之中”，也是“中国”一词最原始的意义。西周初年，周公征服了中原广大地区后，决定在伊洛盆地营建新都。这是因为，伊洛盆地位于华夏族活动范围的中央，水陆交通发达，便于节制四方，各地诸侯朝贡里程也都差不多，可以作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政治中心。

伊洛盆地相比周边的平原，其实是很小的

但是这里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位置紧要

（图：google map）▼

伊洛盆地位于第二级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西面通过崤函古道可通往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东面途径嵩山的关隘，就是华北平原；向北渡过黄河，穿过轵关陉、太行陉可通往山西，或向东北通往华北平原；向南经汝颍地区或伏牛山，可到达南阳盆地。

连接着关中、山西、华北平原、南阳盆地四大板块▼

因此，像洛阳这样一个处于各个地理单元过渡地带的交通枢纽，一旦中国北方东西分裂，就必然成为反复争夺的焦点。

楚汉之争时，占据关中的刘邦与东面的项羽争夺天下。公元前205年，刘邦偷袭彭城（今徐州），被项羽击溃，汉军退到了洛阳外围才稳住了阵脚。

为了保卫洛阳，刘邦自东向西构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敖仓-荥阳，这里是嵩山以东的外围据点，凭借敖仓的粮储和荥阳的坚城，可以持久固守；第二道是嵩山与黄河之间的要塞成皋（作用相当于虎牢关）；第三道是洛阳的门户巩县（今巩义市）。

刘邦迎战项羽的三道防线（横屏）▼

凭借这三道防线，刘邦与项羽长期对峙，使项羽的野战优势无法发挥，军队锐气丧尽。同时，刘邦还发挥洛阳“衢地”的优势，积极联络彭越、英布、韩信等诸侯，不断袭扰项羽的后方和补给线，使楚军疲于奔命，最后覆灭于垓下。

公元534年，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在此后的10余年内，东魏的高欢集团与西魏的宇文泰集团先后爆发过5次大战，其中涉及争夺洛阳的有3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邙山之战。在这次战役中，高欢占据了洛阳北部的制高点邙山，凭借具装骑兵的优势，几乎全歼了西魏军。

在隋末农民战争中，李密凭借洛口仓、回洛仓的粮储广招兵马，使瓦岗军成为中原地区势力最大的起义军。后来，李密与守卫洛阳的王世充发生了多次交锋，最终李密长久受困于坚城之下，失去了进取关中的时机，被王世充击败。

后来，占据关中的李渊集团削平了关陇、河东群雄，然后派秦王李世民率军东进，夺取洛阳。由于王世充不得人心，各地官员望风而降，唐军得以迅速扫清了洛阳外围各个重要据点，但洛阳还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坐困孤城的王世充不得不向占据河北的窦建德求救，窦建德遂率10万大军来援。

面对可能被内外夹击的危局，李世民在命令唐军主力继续围攻洛阳的同时，率领少量精兵驻守虎牢关。在面对窦建德大军时，李世民故意在黄河北岸放牧战马，以此迷惑窦建德，然后趁着敌军懈怠，迅速收回战马，率领骑兵雷霆出击，一举击溃窦建德。窦建德兵败后，王世充也不得不向唐军投降。唐军凭借此战一举平定中原。

通过以上战例，我们可以得知，洛阳周边虽有邙山、嵩山、箕山、外方山、熊耳山、崤山等地理屏障，但是山脉缺口太多，尤其是东南面。东汉王朝为了保卫都城，在洛阳周边建立了8座关隘，自此之后，洛阳周边的关隘、据点、粮仓有增无减。

洛阳周边重要据点（横屏）▼

因此，自古争夺洛阳的关键，并不在洛阳本身，而是在外围据点的得失。刘邦防守洛阳，靠的是东面的三道防线。高欢大败宇文泰，靠的是占据了北面的邙山。李密纠结于洛阳一城的得失，没有迅速向崤函进军，招致失败。李世民在虎牢关外击败了窦建德援军，洛阳城内的王世充便不战自降。

关中锁钥——崤函

在伊洛盆地西面，有一座南北走向的险要山脉——崤山。崤山有南北两条峡谷山路。穿过崤山后，两条山路汇合，再往前就是秦朝的函谷关。过了函谷关后，沿着黄河岸边的山路继续前行，直到风陵渡，黄河在这里由自北向南转向自西向东。始建于东汉的潼关，就坐落在这一带。过了潼关，就进入了关中平原。

这条从伊洛盆地通往关中的咽喉要道，就是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崤函古道”，自古以来发生在这里的战争不计其数。

崤函古道（横屏）▼

相比于多面受敌的伊洛盆地，关中的地缘条件就要优越得多，不仅腹地更加广阔富饶，而且四面的山脉屏障更加险固。

除了崤函古道外，关中通往外界的道路主要还有：东南向的武关道：从蓝田出发，经灞水、丹水河谷穿越秦岭，可达南阳盆地；西南向的陈仓道：经故水河谷穿越秦岭，可达汉中；西北向的萧关道：溯泾水河谷而上，向西北可前往河套、塞北，向西翻过陇山（今六盘山）可通往陇西。

真的是条条大路通长安（横屏）▼

这四条道路都有雄关镇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其中最有战略价值的当属崤函古道，因为其连接的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原地区。古代建都关中的政权，唯有打通崤函古道，才有称霸中原的可能。

春秋中早期，晋献公通过“假途灭虢”的计谋，灭掉了崤函古道上的虢国（今三门峡市境内），很早就掌握了这一咽喉要道，这给后崛起的秦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秦穆公终其一生都想打通崤函，称霸中原，但无奈这条唯一的东进之路被强大的晋国牢牢扼制。

秦当然也是很想去问候下周王的

可惜被晋国早早拦住了去路

一个是河东、一个是崤函通道，直接卡死了▼

前627年，秦穆公想趁着晋文公新丧，长途偷袭崤函以东的郑国，不料消息走漏，被晋军在崤山南道伏击，全军覆没，这就是著名的“殽之战”。

到三家分晋后，崤函古道仍被魏、韩两国把持。秦国商鞅变法后，军事力量变得强大，先后通过河西、宜阳、伊阙等多场大战，才一步步打通崤函古道，势力不断深入中原。

前318年，在魏将公孙衍的联络下，楚、魏、韩、赵、燕五国结成合纵联盟，一起攻打秦国。秦国在固守函谷关的同时，派出使节进行“连横”，也就是单独与山东五国结盟，以瓦解合纵，导致真正出兵的只有魏、赵、韩三国，最终也被秦将樗里疾打得大败。

其实拿下崤函通道也要考虑周边局势

首先要拿下魏国的河东

通向洛阳的大门才真正敞开▼

事实上，后世定都关中的政权，只要派重兵固守崤函关隘，即便中原再乱，也威胁不到根本，而如果贸然派重兵前往崤山以东决战，一旦决战失败，崤函无兵可守，中原敌军就能长驱入关。秦朝、新莽都是因为主力在山东决战失败，关中兵力空虚而覆灭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安史之乱时的潼关之战。安史叛军固然来势汹汹，很快攻陷了洛阳，但只要哥舒翰牢牢守住潼关，不与叛军交战，同时调遣朔方军从山西进攻叛军大本营河北，切断河北与洛阳的联系，叛乱很快就能平息。

事实上唐朝也是这样做的，而且郭子仪已经在河北频频得手，可是哥舒翰在高层的催促下出关决战，结果在灵宝中了叛将崔乾祐的埋伏，全军覆没。叛军长驱直入，玄宗不得不放弃长安出逃，导致唐朝七年后才平定叛乱，盛世随之一去不复返。

南北枢纽——襄阳

前文说过，在历史上的南北对峙时期，淮南、荆襄、汉中就成为了南北博弈的焦点。然而，相比于有宽阔的淮河、长江隔绝的淮南，有高峻的秦岭、大巴山阻塞的汉中，荆襄地区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自然就成了焦点中的焦点。

汉水流出汉中盆地后，自西北至东南注入长江，而襄阳就扼守在汉水出山的地方。襄阳以南是肥沃的江汉平原，以北是南阳盆地，以东是大洪、桐柏山区，以西是武当山和神农架。因此在南北交战时，襄阳是一个难得的突破口。

当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强

从“中原”出发控制长江中游就变得至关重要

南阳-襄阳的战略意义便大大加强了▼

在古代，从江陵（今荆州）出发，经荆门、宜城至襄阳，渡过汉水后，再经樊城、新野抵达南阳，这条道路被称为“荆襄道”。

从南阳往东北走，经过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的缺口，就可以到达中原南部的汝颍地区。从南阳往西北走，经武关道可达关中。从南阳往北，沿着白河河谷穿越伏牛山，可达伊洛盆地。因此，不论南征、北伐，襄阳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荆襄道，江陵至南阳▼

一般来讲，北军如果想要突破襄阳，往往以南阳为大本营，集结军队，积草屯粮，再扫清新野、邓县、樊城等外围据点，然后跨过汉水，强攻襄阳。

一旦攻占襄阳后，既可以向南经宜城、荆门直驱江汉腹地，夺取江陵、夷陵（今宜昌）等重镇，然后穿越三峡，进取巴蜀；也可以在汉水上打造战船，编练水军，然后顺流进入长江，再顺江东进，攻取江东。

在13世纪的蒙古灭宋战争中，襄阳的得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南宋行在位于临安（今杭州），所以淮南地区是南宋防御的重心，而四川方面兵力最为薄弱。荆襄战场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南宋招降了许多北方汉族兵将，南军与北军不和，导致军中矛盾从生。

窝阔台时期，蒙古军攻陷了防守薄弱的成都，宋军据险抵抗，才保住了川东一隅。与此同时，襄阳的北军叛变，南军趁乱将襄阳掠夺一空，导致荆湖门户洞开，被蒙古军长驱直入。由于蒙古军主力在西征，再赶上窝阔台去世，宋军在孟珙的率领下，才收复了襄阳。

到蒙哥时期，蒙古军攻宋的重心仍放在西面。蒙古灭大理后，试图南北夹击南宋，但由于战线过长，且无法威胁南宋核心区域，所以难以见效。后来，蒙古军久困于川东钓鱼城下，随着蒙哥去世，诸王争夺汗位，攻宋不了了之。在此期间，襄阳经过南宋军民的重建，城高池深，兵精粮足，成为防御蒙古的军事重镇。

忽必烈时期，蒙古调整了攻宋方略，选择襄阳作为主攻方向。在具体攻城方面，蒙古军采取长期围困的方式，在襄阳外围修筑壁垒、据点，阻断襄阳与后方的水陆交通；然后聚集重兵于襄阳城下，并派遣偏师牵制其他方面，使襄阳孤立无援；同时修建战船，编练水军，以切断襄阳与樊城的联系。

在攻打城墙时，蒙古军使用了先进的“回回炮”。经过6年的围攻，蒙古才攻克了这座枢纽要地。其后，南宋的防线土崩瓦解，蒙古军席卷江南。

由此可见，襄阳之所以难攻，一方面是因为它以汉水为屏障，汉水不仅比一般的护城河更宽更深，而且能通航，后方的兵员、补给可通过汉水源源不断接济襄阳；另一方面，襄阳与北岸的樊城成犄角之势，互为依靠。所以攻取襄阳的关键是能阻断水路，切断樊城与襄阳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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