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州节度使-唐王朝的心腹成大患

2013年6月22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长沟大墓现场,依据墓内开启的“刘公墓志”断定，这座北京考古史上罕见的唐代大墓的主人正是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

应对边疆形势而设节度使

唐初，太宗李世民厉兵秣马，先后击破东突厥、薛延陀，降服漠北诸部，又破西突厥,平高昌，由此声威大振。但从高宗后期至开元初年,边疆形势逐渐发生变化，突厥、吐蕃崛起，令唐政府头疼不已。东北方面，契丹、奚被称为“两蕃”，唐廷多次调发大兵与战。为了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自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到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王朝在沿边设立了十个节度使，边境之兵增加到60余万，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其中幽州节度使控扼两蕃，屏障东北，因契丹、奚在东北不断给唐制造麻烦，唐政府必须集结重兵,囤积粮草,故幽州所辖军队为诸镇之冠,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实力最为雄厚。幽州节度使始称范阳节度使，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改范阳节度使为幽州节度使,第一任为李怀仙。幽州节度使兼领卢龙节度使，辖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和辽宁西部地区。

节度使设立之初，其权力并非集军权、行政权和财权于一身，与唐初的都督在权限上其实并无大的差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说“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显著者往往人为宰相。”曾为幽州节度使后为宰相的张说即为“出将人相”的例子。但其后，节度使的权限在不断加大，且一人兼领数镇节度使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发迹于天宝年间的范阳(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即是最好的写照。

安禄山靠天真卖萌获提拔

幽州节度使最有名的明星当属安禄山。安禄山出身卑贱，其母为巫师，突厥族人,不知其父,生下后取名“轧荦山”,突厥语就是“战斗”的意思。后其母嫁给突厥的一个下级军官安延偃,于是冒姓安，更名为安禄山。由于在边境上屡建奇功，再加上他有一套谀媚的本事,被唐玄宗视为心腹。史载安禄山“腹垂过膝”,一次见玄宗,皇帝问你这大肚子里有什么这么大啊,他答,没什么,只有一颗对您的忠心。这话玄宗听后非常舒服。这人看起来傻乎乎、特别忠厚的样子,但“外若痴直,内实狡黠”。他见到太子也不下拜，当左右提醒他这是皇太子应该下跪时，他明知故问“皇太子是什么官职?”玄宗还真以为这人性情率直,天真无邪，毫无城府，是个大大的忠臣。当后来有人说安禄山要谋反时，玄宗根本不信，再后来，有言安禄山谋反者，都被玄宗绑起来送给安禄山处置。在玄宗的信任之下，742年，安禄山升任平卢节度使,744年,加范阳节度使，750年，兼领河北采访使，753年，又加领河东节度使，占全国节度使的近三分之一。当时十镇兵力约49万,中央直辖军不过10万，安禄山所统领之三镇军队已超20万，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安禄山以一介胡人而拔播为节度使，还有奸相李林甫的一份功劳。唐初，蕃将是不委以重任的，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当上宰相后,唯恐战功卓著者“出将人相”，于己不利,于是便提拔蕃将为节度使，这些不识汉文的蕃将不能任相,所以哥舒翰、高仙芝、史思明之流都纷纷被提拔为节度使,边镇势力愈加膨胀。安禄山造反后，既惊又恼的唐玄宗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做守御准备。无奈时兮命兮，这位也算战功卓著的名将率领的乌合之众与之作战中一败涂地，处于焦躁之中的皇帝听信监守太监的一面之词，将他与另一位名将高仙芝一起处死。

安禄山一路势如破竹，756年，他占领洛阳后僭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本来就胖的安禄山称帝后越来越肥,体重居然达三百三十多斤，且眼疾加重，连东西都看不见,其子安庆绪害怕自己的太子位不保，便联合李猪儿诛杀了安禄山。但弑父后的安庆绪酗酒又无大志，被唐军所围后，便以让皇位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援。

史思明与安禄山是“发小”，也是个善于见风使舵、奸诈狠毒之人，安禄山死后，镇守范阳的史思明就率兵降唐，被封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时隔半年，复又反叛，与安庆绪遥相呼应。安庆绪被围，他在率兵解围后又杀掉安庆绪并统其众，759年，在范阳称大燕皇帝。这样一个毫无恩信可言之人最终也没落得好下场，被其子史朝义命人用绳子活活勒死。

两位曾经的幽州节度使发动叛乱，杀人盈城，罪行累累，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也算咎由自取吧。安史叛军“杀人如刈，焚庐若薙”，这场叛乱使唐由盛而衰,《资治通鉴》载安史之乱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唐廷为平叛而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如李怀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节度使，从而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安史旧将田承局局据魏博、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范阳(幽州),皆领节度使之职,这三镇即河北三镇,亦称河朔三镇，事实上割据一方。此割据状态一直维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国。

安史之乱后的“河朔故事”

安史之乱前,节度使虽手握重兵，但只能算地方的军区司令，并无行政权及财权。安史之乱爆发后，为适应战争形势之需,节度使与掌管地方行政权的观察使合并,而且又进一步攫取了独立的财政权力，至此“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藩镇算是真正形成了。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固定化、制度化下来。

由安史旧部归降者统领的河北三镇，是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兵力最为强大，乃诸藩镇中最为跋扈者,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保持相对独立，还几次同唐廷兵戎相见，甚至使唐廷命悬一线。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镇拥立的“诸镇世袭，不输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发”的“河朔故事”屡见于史乘，而“河朔故事”的核心是节度使的世袭制。

安史之乱平定之初，田承嗣、李宝臣等安史余孽尚有与唐争衡天下之志，而唐政府对河北藩镇的特殊地位也不甘心，仍未放弃收复河北的打算。几次较量后，唐廷以对河北藩镇节度使世袭权的承认，换取了河北藩镇名义上的臣服。但这种平衡又是脆弱的，一旦一方力量增强，就会重归于兵戎相见。

三镇中,幽州镇“兵多地险”,《新唐书》记载“幽州兵最强，财雄，士骄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礼法。”安史之乱后首任幽州节度使李怀仙为安史降将，他晚年迷上占星术,又趁西北叛乱之际扩充势力,被朱滔、朱希彩、朱呲三人合谋杀掉，三人推朱希彩为节度使，不久，朱希彩也被部下所杀，朱此被推为节度使，朝廷照例追认其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若仅从幽州节度使任上的表现来看，朱呲与刘济、刘总父子堪称对唐廷恭顺之典型。朱呲一改李怀仙、朱希彩对唐廷跋扈不臣的态度,不仅遣其弟朱滔率五千精骑兵到泾州防秋，还入京朝觐。进京述职朝觐，本为应尽之职,但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割据一方,均无朝觐之行动,朱呲乃进京朝觐之第一人，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他在人朝途中患病，部下劝其回幽州疗养，他则态度十分坚决，表示“死则舆尸而前”。到长安后，百姓都争相观其风采,挤得人山人海。唐德宗也非常高兴，亲自下令为他在京师建起宏伟壮丽的大宅院,赏赐金银,以其为遵命贤臣的榜样。朱呲人朝后，其弟朱滔继为节度使。朱滔初对唐廷也很恭顺，并率兵为唐讨伐成德节度使李惟岳，立下赫赫战功，成德、魏博连遭挫败，但德宗害怕幽州镇做大威胁中央，把原先许诺给幽州的地盘给了成德，从而把朱滔推到了反唐的一边。朱滔叛乱后,朱呲也受牵连,被解除兵权，软禁于京师,渐生不臣之意，也由一恭顺节度使,成为唐的逆子贰臣。在783年的“泾原兵变”中,朱呲被拥立为主帅，并攻人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朱呲称帝，后被反叛的部将所杀。

被儿子毒杀的刘济

房山长沟大墓的主人刘济是恭顺节度使的典范,他不仅屡向朝廷进贡,还帮助皇帝讨伐叛逆，因此深受德宗、顺宗、宪宗的信任，屡次被加官进爵。

元和四年三月(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病死，其子王承宗自称留后。此时的唐宪宗在连除数藩后，想趁机改变河北三镇世袭的局面，便想拿王承宗开刀，借故削夺其领地，由是引发成德军反抗。幽州兼卢龙节度使刘济一直与成德镇不和，再加为表示其对唐廷的恭顺，决定出兵七万,率军南下讨伐成德，并连下饶阳、束鹿、安平等地，战果为诸军之冠。朝廷为嘉奖刘济，进其为中书令。但因其他各路军不给力，战事陷人胶着，刘济也在这期间病重。此次出征他只带次子刘总跟从，长子刘绲作为储帅留守幽州。刘总想借机夺取节度使之位，便趁机放出朝廷不满刘济长时间无进展，以其长子、节度副使刘绲取而代之的谣言，刘济闻言惶惧愤怒。不久，刘总又派人在帐外喧哗，说朝廷封赏刘绲的旌节已经越走越近，军中将士闻讯皆惊骇不已，刘济气得在床上狂吼，急招身在后方的长子来面见说明情况。因口干舌燥，他命人取酪浆解渴，刘总暗中向里下毒,时年五十四岁的刘济便一命呜呼了。其长子刘绲还毫不知情，在半路上亦被刘总假传父命杖杀。朝廷不知内情，追赠刘济为太师，谥庄武，并让文采非凡的当朝宰相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刘总也如愿继任节度使，并进封楚国公。

唐廷此时也意识到削藩不成，王承宗也无力取代唐廷，于是双方各找一台阶作罢，但这而剧拾上了刘济的性叩。

在最近发现的刘济墓中，其夫人的墓比刘济要豪华很多，刘济的墓志与其夫人墓志相比，既无彩绘，体量又小，于是有专家猜测，可能因为刘总反感父亲，在毒杀后特意采取这种葬式。

节度使的末路

安史之乱后至唐亡，河北三镇与唐廷关系虽屡有反复，但皆维持了相对割据的局面。应该说，河北三镇与唐中央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博弈。而河北三镇表面上一直也奉唐廷为正朔，三镇把自己的割据行动限定在唐廷能够容忍也不得不容忍的范围之内。这种割据状态下幽州虽有如朱希彩张直方等苛虐之辈,但都因其暴虐被部下杀逐,事实上藩镇也不乏以善治著称的节度使,如张仲武、张允伸任幽州节度使时克勤克俭，重视民生，边境安宁。唐末天下大乱，战火殃及大半个中国，而河北独善其身,是与之分不开的。

不过，长期的割据状态使河朔三镇产生了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理，从而渐渐丧失了争衡天下的野心。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一直被视为唐王朝的心腹大患,但最终充当唐王朝掘墓人的并非河北藩镇,而是朱温、李克用为首的官武( 治所汴州 )、河东( 治所太原)军人复门。在朱温灭唐之后，河北藩镇相继成为五代政权的附庸，最终也难逃灭亡的命运。

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势达到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五代的开国君主均为节度使。宋初承五代旧规，节度使领一州或数州，辖区内军、政、财权均由节度使独揽，实际上是个半独立的小王国。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节度使石守信对禁军的控制。并派遣文臣知军州事，限制了节度使节制郡县的权力;又以转运使接管了节度使的财政权力;将地方上强壮的士兵编人禁军。节度使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之后，节度使一般作为宰相卸任之后的荣誉职务，也用于武臣的加官。肆虐中国近两百年的藩镇势力，至此才最终得以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