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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的经济十分繁荣，财政收入高，对外贸易畅通，商业发达，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是，在繁荣的经济之下，存在着“三冗”问题，即冗官—官员设置过多，办事效率低下；冗兵—军队人数庞大，俸禄支出数目大；冗费—大兴土木，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

三冗问题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之而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及尖锐的社会矛盾。

为了有效解决“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缓解“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到北宋的神宗朝，宋神宗赵顼继位后，启用王安石为相，并设立了主持变法的机构。

于熙宁元年开始，有王安石主持进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由于此次变法开始于熙宁元年，又称作“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培养人才的变法初衷，改变了北宋时机“积贫”、“积弱”的现状。

但是由于王安石个人的性格问题、变法中所采取的措施与当时的社会现状适应性不高、变法集团内部人员的态度分歧等问题，王安石变法最终于失败告终。

一、王安石本人性格执拗导致变法失败

王安石少时便聪慧异常，喜欢读书，出自他手的文章论述极有见地，且能切中事实要害。

小时候到一家面馆吃面，店家的师傅专门为他做了一碗面，碗里的面特别满，几乎要溢出来。

师傅告诉他若能一滴不漏地将面端走，便不受他的钱。

王安石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办法。他用筷子将面夹起，碗里的汤便只剩下半碗了，他一滴不漏地端走了。在场的人都夸他聪慧异常。

少时的王安石聪慧，无论是人还是文章，到哪都能得到人们的赞许。

因此，造成了王安石在性格上比较固执己见，且较为执拗，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即使是错的却也不悔改。

在变法推行期间，有些对变法有着意见分歧的官员上书神宗弹劾变法。

被王安石知道了，便将不同意变法的人贬逐出京，而同意自己变法的人则可以升官，与党同伐异并无二致。

王安石好大喜功，所推行的变法措施不乏有些超前，与当时社会并不相适应的措施。

有些措施也因损害了百姓的利益，遭到了百姓们的强烈反对。

而对于百姓反对的声音，王安石则对神宗说“民言不可畏”，意思就是百姓的言论不足畏惧，变法中不用参考百姓的声音，将百姓的需求视若罔闻。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巩固统治，还是变法政策的提出，还是变法政策的推行，都应当以民为本，将民生放在首位，推行有益于百姓、有益于民生的措施。

失去了民心，缺少了百姓的支持，变法则会变得步履维艰，阻力重重，实则注定了变法难以实施，以及最后结局的失败。

熙宁九年，王安石看到了变法的难以推行，明白自身的政治抱负以及变法主张难以实施。

再加上其独生子因病而死，王安石十分悲痛，从此一蹶不振，也对继续实行变法失去了信心，便在失子又失意的状况下，辞去了相位，从此不再参与国事。

由于两次对西夏战争的失败，王安石与神宗元丰八年忧愤而死。

二、王安石变法本身弊端导致变法失败

王安石变法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变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不向适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的状况对改革措施的制定，和之后改革的成效及成败至关重要。而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也对改革有一定的影响。

北宋时期处于封建社会，其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王安石变法的经济内容虽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小农经济这一现实的经济基础上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而且北宋时期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封建主义下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下的权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运行机制，也对变法中的经济措施起到了一定的阻碍。

王安石变法措施中的市易法，由政府收购在一定时期不易销售出去的货物，待到此种货物紧缺的时候，再将货物卖出。

这一措施有利于稳定市场，稳定物价，也有利于保持货物的供求稳定。但是，市易法的推行，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人对商品的垄断。

破坏了大商人的利益，激化了大商人与政府、与官员之间的矛盾，遭到了大商人及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方田均税法要求重新丈量土地，并将土地由好至坏分为5个等级，将地主及农民手中所有的土地登记在册，按照土地的好坏制定赋税方式。

由于一些大地主手中存在着未上报的私藏土地，此项措施的推行，使得大地主手中的土地重新被记录在册。

缴纳应有赋税，损害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了大地主的激烈反对。

而且，丈量土地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步骤繁琐，因此，方田均税法仅仅在华北平原和关中盆地推行，此后不久便废纸了。

保甲法要求反家里有两个以上男丁者，出一个男丁作为保丁，在农事时节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期需将保丁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训练，练习武艺。

由此一来，便可在农闲时期控制农民男丁。

而此政策的推行，反而更加剧了政府官员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广大农民对保甲法所推行的保甲政策极为不满，变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王安石变法看似增加了财政收入，实则许多措施具有敛财的性质。

王安石变法中所推行的经济措施，青苗法、均税法、方田均税法，都对缴纳赋税的政策做出了详细的要求。

无论是对大地主阶级，还是对当时排在社会底层的商人阶级，亦或是对农民阶级，都有交税要求。

因而，将王安石变法将北宋时期的整个社会阶层都当作了“取财”的对象，对他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剥削。

王安石变法同时触动了统治阶层的北宋大官僚、大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变法派的政策实施遭到了保守派了反对。

因为变法也触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得不到农民阶级的支持，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措施难以推行下去，最后一失败告终。

三、变法集团的内部分歧导致变法失败

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任用了吕惠卿、曾布、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个人品德存在瑕疵的人为改革的推行者，其中有些人更是被视为小人。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以条条框框的规矩为主，而忽视了变法派人员的个人品德是否得到了世人的认可。

由此一来，本应是在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层面的讨论，则变成了变法派的到的问题，偏离的变法的讨论初衷。

特别是在与保守派争论之时，相较于保守派的人员，变法派处在劣势低位。

对于王安石所提出的变法措施，宋神宗与王安石也存在着诸多的意见分歧。

特别是在王安石二次拜相之后，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而对于他所提出的变法措施的态度常常是“意颇厌之，多事不从”，并不极力推行王安石所提出的主张。

缺少了宋神宗这位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王安石想要推行自己的变法措施及变法主张，更是艰难了许多。

王安石变法不仅因为变法派集团的内部矛盾产生了阻力，还受到了保守派大臣的强留反对。欧阳修、韩琦、富弼、王彦博、司马光、苏轼等保守派大臣强烈反对变法。

这些经大臣历了北宋仁宗时期庆历新政的失败，深知改革的利弊，对变法更为谨慎。

而且这些大臣都是来自仁宗朝的老臣，在朝中颇有威望，他们的反对，对于变法是否能够继续推行、应道怎样推行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神宗去世后由其子赵煦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将王安石变法中除了科举制度和教育方面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全部废除。

王安石变法虽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时期的社会状况得到了改变。

积弱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军队的战斗力有所提高，国力有所增强，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

结语：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告诉我们，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立足当下，顺应历史潮流，更应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同时，通过王安石的个人经历，可见听取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在生活中我们应善于与人交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而不可性格执拗、固执己见，发现自己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时应及时更正，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改变。

参考文献：《宋史》《王安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