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正德十四年（1519），廷臣李耔奏报朝贡纸张质量下降，希望王廷予以整顿。在嘉靖四年（1525），“圣节使表文，纸色不纯”，国王遣内臣追圣节使，于未越江之前予以更改。后国王谕令严管造纸署，一旦造纸粗恶不得用，先罢其官员再推罪论处，以重事大之体。

嘉靖六年（1526），“圣节使行次赴京时，进献黑麻布，礼部以粗恶点退，通事多般哀乞，而纳之。”

朝鲜国王下旨问罪负有核查之责的提调及涉事官员。

可以发现，朝鲜统治者在贡物方面始终力求尽善。

以贡马为例，嘉靖时期朝鲜不但规范贡额且严格把控马匹质量。

中宗恢了复国王亲自点检验贡马的礼制，务必保证每行国王或三公等重臣亲自点检，督促济州等贡马地择优入送。

嘉靖七年（1528），因“冬节无水草，未得喂养”，朝鲜贡献马匹瘦弱太甚。

嘉靖帝亲阅后，次年出台“进贡马匹详细造册”等新规。礼部委官一员照册勘验，分别等第，送鸿胪寺类进。人参等药材土物为明廷所纳之常贡，数量固定。法典以外贡献一概去除。

朝鲜贡献数量的减少

嘉靖以前，朝鲜需于贡物外上缴固定额数土产于内臣。嘉靖时期，礼部官员收纳贡参时多按规操作，朝鲜贡献数量较前代大为减少。

正德三年（1508），朝鲜正朝使李云耟赴京贡献方物，负责收纳贡物的太监于正数外勒收五斤人参，称前圣节使已纳三斤。李云耟被迫按“例”缴纳。

嘉靖元年（1522），朝鲜谢恩使姜澄奏请“人参以本色入贡”。

朝鲜原来的贡参为板参，因其“合而粘付，失其本真”，所以在新朝伊始改为贡献本色人参。

嘉靖十六年（1537），翰林院修撰龚用卿等出使朝鲜期间，朝鲜国王命人进人情物件单子。单子中人参多至三十余斤，比照正旦、圣节时献皇帝的五十斤，赐礼可谓贵重。

朝鲜“以礼为敬”，彰显其事大之诚。嘉靖后期，明使又由内臣出任，除却毛皮、良马不得带回外，人参等土产皆多加征索。

明朝政治不再清明时，朝鲜贡物中不仅出现贡纸等特殊供奉，人参、药材等传统方物开始被多方征敛。

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二十年（1592）中朝两国仍按故例进行赏赐和朝贡。使臣往来频次没有时间限定，但须遵守朝贡礼治规范。

涉及双方王位变更明廷定遣使颁诏、封赐，逢明朝大典朝鲜必遣使进贺、谢恩。

朝鲜除每年于圣节、千秋、冬至等大节庆典定期朝贡，余者陈奏、辩诬等使行皆附贡物，明廷亦按制宴赏。

明代正德以前贡赐贸易呈多样性，嘉靖至万历前期则以固定化为特征。双方均以《大明会典》中所录之例进行赏赐与贡献。如嘉靖时期明廷曾拟以咨文纸替换花席、方席等土物遭到朝鲜的婉拒。

万历五年（1577），礼部勘验朝鲜贡参，对表色提出质疑（人参色黄者为佳）。

朝鲜使臣解释：“无皮者则非徒真假”，去皮则可辨虫蚀，但极易损伤，“失性亦多，二年则色黑不可用也”。而且二百斤皮参仅成白参六七十斤，且制作工序复杂费时。

朝鲜明知黄参为良，但因进贡之初即为白参，故不敢擅改。朝鲜使臣申明缘由后明廷亦未就此更改贡参标准。明廷仍厚赏赐王室冠服、玉带、锦绣纱罗、金银钞锭等顶级礼物。

同时，使团在京日常赏赐食材亦极为丰富。光禄寺根据使团人数计日分期拨付白米、酒、叶茶、盐酱、菜、香油、花椒等食材。

皇帝额外赏赐的家畜、米粮、酒、茶等生活物资更加丰富。

明廷驿站具有“行三坐五”的规定：驿站须为途经的使臣提供点心，一般合谷三升；若留宿，则给五升；二人并鸡一首。

明廷给使团提供的物资品类既丰，数额亦足，但皆无益于国家间的经济互动，此项支出逐渐演变为沿途官吏向朝鲜使臣讨要人情的资本。

所以，万历时期明朝的驿路负担日重，朝鲜使臣人情打点也有增无减。

朝鲜在明公贸易的缩减

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中朝对外贸易的物资基础雄厚。朝鲜等国对华商品需求旺盛。但朝贡体系下朝贡贸易政策仍沿故例。

国家政治氛围宽松时，朝鲜使臣多依需而贸，其经济活动比较自由。

然而，明王朝在整顿内外积弊时，朝鲜对明的公贸易的犯禁行为首先受到冲击。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只能通过摘取不同时期相关资料，拼凑出公贸易的发展状况。

嘉靖时期朝鲜公贸易环境：朝鲜使臣每行带着国家购买清单赴京进行贸易。

超过明廷“恩赏”数额的药品、书籍、弓角、焰硝等国家紧用之物，朝鲜权贵所追捧的明珀、琥珀等珠宝以及白黄丝、各色彩丝等纺织物等稀罕商品，龙眼、荔枝、生梨、柑子等时令之物皆列于清单之中。明廷虽严禁贸易军需物品，但对朝鲜管制较松。

朝鲜潜贸弓角偶被发现时，明朝多宽恕使臣，不治其罪，仅将所购弓角罚没。嘉靖时期，朝鲜公贸易环境较前大不相同，使臣贸易形式亦随之改变。

首先，朝鲜在明公开买卖禁品，违反明朝法令，嘉靖时期明廷对朝鲜贸易行为约束甚严。朝鲜贸而不得，被迫缩减贸易规模。

明武宗与世宗政权的过渡期间，礼部移文申斥朝鲜“务要靖恭守常，恪修岁事，仍严束来使，免惹事端”。

朝鲜君臣见咨文内容甚为惊骇，反思中朝违规之事中首先想到的便为弓角贸易。明廷维新之际，沿途官军搜检势必严格，所以朝国王决定暂停弓角贸易。

紧接着，礼部郎中孙存朝鲜尊谥使团通事金利锡买官本书册，严惩涉事牙子与会同馆员役。

同时，禁止朝鲜人不准随意进出会同馆。如果说暂停弓角贸易是朝鲜迫于上国外在压力而主动收敛，那么朝鲜儒臣予以支持玉河馆门禁则反映出朝鲜崇尚礼治、抑制贸易的内在态度。

嘉靖五年（1526），朝鲜国王令赴京使团成员禁带禁货私贸于上国。南衮、韩承贞等朝鲜重臣均建议减少贸易规模。

否则，明廷听闻驿递残弊，限定使团车辆，会给正常出使带来不便。所以，在明廷的高压政策下，朝鲜王廷着力整改滥贸上国的行为。

弓角、书册、药材等物虽属不可不贸之列，但其在京贸易量迅速下降。

朝鲜使臣反复奏请明廷，希望恢复玉河馆自由出入的“故例”。明廷解禁范围仍限于拜访、游观等文化交流，货物买卖管禁并未松动。

私相贸易的出现

嘉靖后期，会同馆门禁渐弛，馆内舍人、仆役皆可专卖货物于朝鲜使臣。嘉靖时期，朝鲜使臣“私相贸易”，“近来尤甚”时，“中朝门禁之严，有同如达子”。

朝鲜王廷的限贸政策贯穿于整个嘉靖时期。其次，使臣滥贸上国有碍朝鲜礼仪声誉及国内民生，朝鲜王廷亦主动压缩贸易规模。

朝鲜君臣议减使行次数及规模的原因主要有三：

明廷官员非议朝鲜使臣赴京争相贸易的行径，其有损仪礼之邦的传统形象；使臣不绝于路，车辆、食宿、仆役护军等支出使黄海、平安地区日益凋敝；金银贸货恐开别贡事端。

嘉靖以来，朝鲜王廷所用衣料、药材、弓角、书册等国用之物如常贸易外，其他公贸之物则需减量或取消。

嘉靖十八年（1539），领事尹殷辅指出：“中朝见我国使臣数往，不以至诚事大为言，而以交市为言。”朝鲜在政令层面不容私贸的存在，但对待潜行公贸却持默许态度。

朝鲜对明公贸和私贸很难泾渭分明，朝鲜使臣贸易“本金”与干粮盘缠皆混于行李之中，单凭查验驮载数量等法规很难遏制私贸行为。严禁使臣、通事等持银私贸的前提为朝鲜王廷减少公贸物资的购买量。

嘉靖十八年（1539），掌令洪暹言：“我国至诚事大，故中国厚待，至开门禁，然厚待而已，未闻以礼也，自内贸易如法服所用，及药材弓角，不可不贸，彩帛珠玉，不必远贸于上国。通事以此凭藉恣行，若此之物，虽不贸，何损于国乎？”

嘉靖十九年（1540），朝鲜台谏启奏：“赴京译官，冒滥私贩，必藉公贸，非但凭藉公贸，不得输卜，则必称之曰：‘此物出自内宫’，为书状者，亦难禁戢。其假托作弊类此。若或有如是之事，则将何以禁下，章服、药材、弓角之类外，其余不紧杂物，请一切勿贸。”

台谏又启：“国家之事，皆在于凭藉公贸，承传内有‘及公贸三字，如章服、药材、弓角之贸，不可废也，其余公贸，虽不为，于国家无损矣。’若不去公贸，则革弊更无他术。”但是，朝鲜国王及议政府权贵等皆坚持公贸不应缩减，只禁私贸即可。

结语

总的来说，统治阶层所需“公贸物货及例赍贸买之物”终未列入赴京禁买名单，但关于缩减贸易规模的争论与提议确对朝鲜公贸的发展产生了限制作用。再次，明朝中央及地方官吏的层层勒索，加大了朝鲜公贸易的成本和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