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赵国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汉赵政权系由内迁匈奴所建，匈奴为统治民族，其封建贵族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部分，其次汉族世族豪门及一些其他民族的首领、豪酋，也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而广大的汉族农民（晋人）、各少数民族部民，则成为被统治阶级。汉赵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就是汉赵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可是，由于汉赵国内民族关系复杂，作为统治民族的是内迁的匈奴族，被统治民族主要是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汉、匈之间，匈奴与其他各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存在的。而汉赵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即社会的阶级斗争往往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比如上述平阳、河东蝗灾，司隶部人二十余万逃奔冀州投石勒的事件，司隶部人绝大部分是晋人（汉族），灾荒是促使他们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直接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汉赵匈奴统治者对他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反抗斗争是阶级矛盾同时也是民族矛盾尖锐的反映。又如前赵光初三年，因刘曜滥杀巴酋引起关中四山氐、羌、巴、羯二十余万人起事，这一事件应是汉赵匈奴统治者对这些少数民族施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后在游子远以抚为主的方针之下，氐、羌等起义失败，刘曜又强迁上郡氐、羌首领伊余等部二十余万于长安，以便于控制。

从汉赵政权的历史来看，一般说来，其国内的民族矛盾比之后赵，还是较为缓和的。这可能与其统治者刘氏及整个内迁匈奴汉化程度较深有关。在汉国初期，刘渊打着“汉”旗号，一时还得到汉族人民的拥护，胡汉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可是，在汉国攻占洛阳、长安两京，滥杀晋朝君臣及士民之后，汉胡民族之间的矛盾开始日趋尖锐。加以各地坞堡打着“晋”旗号，拥众自立，与汉赵相对抗，使胡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汉赵统治者对汉族官吏及百姓也处处防范，怀有戒心。汉刘粲即位后，为靳准所杀，“尚书北宫纯、胡崧等招集晋人，保于东宫，靳康攻灭之”。这一事件即反映了汉族官吏和人民在汉国内乱时，聚众自保的情况，说明胡汉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汉赵国内的民族关系，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同一的一面。也就是说，汉赵国的建立，使胡汉两族（甚至更多的其他少数民族）处于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中。这对于内迁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进一步汉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黄烈先生在其《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一文中，论述了“五胡政权不能不反过来对本族社会起严重影响，加深本族内部的分化，促进本族与汉族社会发生广泛的联系，从而导致本族共同体的解体”。文内论述的各点，基本上符合五胡政权中汉赵国内的情况，汉赵政权建立的本身，就加速了国内各民族融合。对此，我们参考黄烈先生的论点，做进一步分析。

建立汉赵政权的内迁匈奴，作为一个“族的共同体”，事实上早在晋末已经基本上解体；所谓并州“五部匈奴”，不过是保留了族的共同体的躯壳而已。汉赵政权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作为统治民族的匈奴上层贵族多被封以原汉族政权的官爵名号，与数量众多的汉族官吏共同执掌政权，通过官爵取得俸禄、食邑和赏赐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剥削广大的汉族人民。他们的思想、习尚和学习的典籍逐渐与汉族士大夫、官僚合而为一。久而久之，他们与汉族官僚事实上已没有多大的差别了。试观《晋书》有关刘元海、刘聪、刘曜等载记，出身匈奴的官吏如陈元达、刘乂、卜珝、乔豫等劝谏刘聪、刘曜的言论，无异于汉族士大夫的口吻。从此，就可知当时匈奴贵族汉化之深。

至于一般内迁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部众，则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汉赵虽然专门设置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但是他们与广大汉族同处一国之中，通过各种渠道相互接触日益频繁，加速了相互融合的过程。比如，胡汉人民均要服兵役，汉国初期的军队大多为内迁匈奴及胡羯等少数民族的部落兵，后来汉族人大量被征入伍，改变了汉赵军队的民族成分。刘曜经常率所谓“中外”精锐出征，就说明胡汉军队经常一起参加战争，这有利于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又如，作为统治民族的内迁匈奴，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为巩固政权，将族人分驻各地。刘聪时，先后两次占领长安，匈奴军队（包括鲜卑、氐、羌等军队）随刘曜一起进驻关中，以后又扩大到陇右等地。“这也进一步造成了民族的混杂错居，有利于民族界限的打破。”还有汉赵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是造成民族迁徙，错居杂处，增强各族人民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前所述，汉司隶部人三十余万之向石勒统治的冀、并等州的流徙；刘曜迁关中氐、羌伊余及其部落二十余万于长安；曜平陈安后，迁秦州杨、姜大姓二千余户于长安等。这就必然改变汉赵国内民族居住地区的布局，大大有利于各族的相互接近和相互融合。

最后，汉赵国灭亡的本身，也就注定了内迁匈奴这个“族的共同体”的最终瓦解。前赵为后赵所灭，刘氏一族及将王公卿校以下三千余人，还有“五郡屠各”五千余人，被后赵坑杀；此外一部分被徙入襄国，其余的匈奴则分散于北方各地，均为后赵所统治。他们有的避入山中，与当地其他各族杂居，成为以后史书所云之“稽胡”（山胡）之类的杂胡，而绝大多数逐渐融合到汉族之中。汉赵国灭亡后，作为内迁匈奴的“族的共同体”在历史上已经消失，史籍中也从此再未见关于内迁匈奴活动的明确记载，更说不上再入主中原重建政权了。